中評社：您如何評價目前香港的法治環境？
張建：不應該因為一些個案就認為香港法治出現問題。比如今年年初“七警案”判決時，內地一些學者或是香港建制派就認為“七警案”的判決對警察不公，外籍法官的身份存在爭議，我覺得這都不是問題，因為法治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身份或是一個案件的判罰受到指責。從“七警案”到現在一系列的判決，正好是一個對立。
“七警案”時建制力量說對警察不公，現在一些社運人士遭到法院判決，反對派又說對自己不公，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法治，並不會被哪一方的力量左右，這正是彰顯了香港法治的獨立性和法治精神。
中評社：林鄭月娥上任時也提到，她的首要任務就是修補香港社會撕裂，您認為最近多起法院的裁決，會不會間接影響香港的和解氛圍呢？
張建：首先我不認為這些社運人士是重判入獄，許多輿論還認為判刑過輕，黃之鋒等人入獄只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很難去判斷法院判刑過輕過重，因為法院有自己的說辭和判詞。
林鄭月娥就任特首前後，推行的大和解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別是當選之後，反對派並沒有大規模的對林鄭月娥進行攻擊。林鄭月娥推行的和解在社會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上任後近兩個月時間，她做事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得到香港社會的認可。
但是這個和解，我個人認為是比較脆弱的和解，因為林鄭月娥當選後到現在，香港社會並沒有出現重大的爭議事件。我們看到，這次法院判決之前，出現了“一地兩檢”的爭議，以及對一系列違法案件判決的爭議。如果因為“一地兩檢”的爭議和法院判決的爭議就衝擊了和解，那只能說明推進和解的社會基礎是不足的，當時的社會和解是沒有一定的社會背景和爭議角度的。
反對派反對政府和建制，往往是抓住一些核心節點問題，或是一些爭議性比較大的問題。藉助這些爭議，反對派會發動一些政治運動或者是輿論。立法會休會結束後，“一地兩檢”馬上就會提上日程，再加上最近一系列的判決，反對派可能會採取一些相應的行為去回擊。原來的一些社會和解的基礎是不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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