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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記者專訪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前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王貴國。（攝影：王平） |
考慮這些問題不僅要站在中國政府的角度，而且要從小國政府的角度出發。例如有些案子動不動就要幾百萬美元。很多小國恐怕都難以承受。就算官司打贏了，世貿組織的制度是向前看，只要敗訴的成員改正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政策就沒事了。如敗訴的一方不改，世貿組織有一個報復制度，但也是由受害企業的本國政府去報復，如增加關稅。這和企業是無關的。在世界貿易組織短短的20年的歷史中，就有多起大國、強國承認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但就是不改。因為他們曉得那些勝訴的小國根本沒有能力報復。對小國而言，這就好比老虎咬人一口，為了報復，讓你咬老虎一口，你敢咬嗎？所以世貿組織這個制度有其內在的問題。一個是制度設計問題；另一個是過重的反映了西方法律文化和價值。
還有一類爭議，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投資者與東道國的爭議。中國有很多企業到外國去投資，外國也有很多企業到中國投資。當投資者對當地政府或者對東道國政府的行為和不行為，或是對東道國政府的法律、政策有不滿的時候或感覺到實際上損害了自己的利益時，現在的做法是將爭議提交國際仲裁。目前解決這類爭議的機構有1965年簽訂的《華盛頓公約》下的投資爭端解決國際中心和國際常設仲裁院。此外，還有幾個民間機構，包括倫敦仲裁院、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斯德哥爾摩仲裁院等，這些機構都是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爭議的重要機構。而受影響的國家主要是哪些？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當然，美國、加拿大等也曾成為被告。但如果從整體上看，還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因為當時有能力投資到國外的眾多投資者都是來自發達國家，他們多投資到發展中國家。
還有一類爭議，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爭議，那就是通常我們說的，商業爭議。商業爭議，亞洲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很早就開始做。比如我們國內的貿仲，從50年代就開始做，涉案量很大，但是涉案的金額與倫敦仲裁院、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等相比則小很多。
當代爭端解決機制除了不能反映東方法律文化的問題外，還有包括投資者與東道國仲裁相互衝突者眾。同樣的條約條款，同樣的事件，但裁決不同。比如阿根廷當年經濟危機時採取了一些措施，最後導致投資人，包括美國投資者的利益受損，並引起一系列仲裁案件。這些案件均涉及阿根廷採取的措施，涉及美國投資者及美國和阿根廷的雙邊投資協定。但裁決卻南轅北轍，從而引起國際社會不滿。故最近幾年人們一直在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方法之一，也包括我當時在2010年的海牙國際法院做一個演講的時候曾提道，是設立上訴機構。在此方面，最近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比如今年歐盟和加拿大簽訂的《全面經濟與貿易協議》（CETA）就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多邊投資法庭。歐盟在其與美國談判《跨大西洋經貿夥伴關係協議》的立場文件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
歐盟和加拿大簽訂的協議已於今年12月6日生效。接下來是怎麼樣去建立一個國際投資法院。今年12月12－14日，來自於42個國家的200多名代表，在日內瓦談了3天，談的就是如何設立一個多邊的投資法院。這次日內瓦會議有42個國家參與，下次肯定還會擴大，越擴大，肯定就會涉及到更多的“一帶一路”國家。
當這些國家已經在討論成立一個國際法庭時，中國再想成立一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便會比較困難。然而，要想把“一帶一路”搞好，沒有一個有效的解決爭議的制度是不行的。簽訂的協議再好，一旦解釋有偏差，影響就非常大。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起草“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的原因。
在起草“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的過程中，為了儘快推動此事，我們選擇了民間的方式，因為官方比較慢，考慮的東西比較多。而我們學者考慮的事情沒有那麼多。基於此，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聯繫了30幾個國家的專家，通過一年的時間，寫出了“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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