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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曉波 |
中評社╱題：“王曉波與李登輝：兩個不相連又相關的歷史反思”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嚴格說起來，李登輝跟王曉波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型的理想主義者，衹是掌權的理想主義者，最終還是要蛻變成為一位如獅如狐的君王，這就讓同樣是理想主義者，最後還是會分道揚鑣的緣故。王曉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義”，但李登輝找到的卻是“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去找台灣的發展根源。
今年的7月下旬，台灣接連去世了幾位重要人物，他們在台灣的當代史上應該都可以佔有一定的篇幅，所不同的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他們的際遇與理念的發揮，也各有不同的去向。
這幾位已逝的重要人物，包括統派的毛鑄倫、王曉波，以及從統走向獨派的李登輝。
一、台灣政治光譜上的左統與右統
當然，要以統獨的政治光譜來界定毛鑄倫、王曉波與李登輝的意識色彩，恐怕很難精準地抓到他們的性格與歷史定位。但是，正如日本研究台灣的重量級學者若林正丈所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衹有統獨意識”。所以，如果要單純地以左右意識來劃分毛鑄倫、王曉波、李登輝的歷史定位，恐怕也不會精確。那麼又該如何來化解這一個難題呢？
這一點，如果把王曉波和李登輝兩人拿出來做比較，應該比較容易找到切入點。
我曾經兩度受業於王曉波，雖然那是相當年輕的時候，對台灣史的研究也沒有足夠的興趣。但是在王曉波的課堂上，他講的最多的故事，都是一些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反殖鬥爭史，其中李友邦的故事是他最津津樂道的。
這裡其實透露著王曉波對於台灣史研究的偏好，不亞於他對哲學的興趣，但哲學是他的志業，台灣史卻可能是他的意識史觀，也是他作為一位中國人所懷抱的家國情懷。
而王曉波最讓人不懂的是，他的父母都是蔣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受難者，讓他從小就經歷一些生活上的波折，這樣的成長背景，應該是更走向“外獨”，而不是“左統”的路線。
但是，也正因為他從小生活上的困頓，讓他更願意去接近底層的農工階級，甚至幫助農工階級翻身，這是他處事的理想之一。由於這種意識心理背景的形成，就注定他雖然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卻離不開底層的農工階級，所以意識形態上他就是左派，是跟底層人民同步呼吸的老左派沒錯。
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左派意識很難見容於蔣介石政權，基本上兩蔣時代都是把左派跟共產黨劃上等號。所以，台灣的左派想要生存，衹能以“民族主義”作為掩飾，不讓自己左派的意識太過突出，以免警總找上麻煩。
衹是，掩飾歸掩飾，當自己的文章與思想流露出關懷底層人民的情懷之時，左派的影子還是會如影隨形。所以，若林正丈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衹有統獨意識，這恐怕不是事實。衹是為了避免當道找麻煩，左派意識一直是跟民族主義結合，或者說是拿著民族主義的旗幟作掩飾。
而在兩蔣時代，台灣可以容許統，無法容忍獨，所以左派人士想在台灣內部生存，衹能把左派意識和掛著“民族主義旗幟”的統一意識相結合，這就形成了“左統”的屬性。一直到台灣民主化以後，“左統”在台灣找不到出路，也沒有對話的空間，於是紛紛跨海到大陸尋求意識的根源。這也是台灣會到處飄揚著五星旗的原因。
二、從知識分子到如獅如狐的李登輝
簡單地描述王曉波意識心理背景的形成過程之後，再來談李登輝的政治之路。
嚴格說起來，李登輝跟王曉波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型的理想主義者，衹是掌權的理想主義者，最終還是要蛻變成為一位如獅如狐的君王，這就讓同樣是理想主義者，最後還是會分道揚鑣的緣故。
李登輝的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方向感。他曾說：“台灣的民主化，就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這句話隱含著跟王曉波一樣，都必須去找台灣發展的根源與出路。
王曉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義”，但李登輝找到的卻是“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去找到台灣的發展根源。所以李登輝最津津樂道的是日本學者所提出的“雁行戰略”，也就是以日本為雁首，台灣為雁身，一起帶動東南亞國家共同向上發展。
這一個“雁行戰略”，注定李登輝後來必須想辦法跟日本資本主義連結，才能帶動台灣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才能為台灣的發展找到出路。這個發展策略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人們對未來世界的判斷，常常很難精準地抓到它發展的規律與脈絡。
1990年代，李登輝一邊推動台灣的民主化，一邊又要幫台灣找到發展的出路。而1990年代卻是日本開始停滯發展的年代，日本自身的發展都已經出現問題，又如何能帶動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一起向上發展呢？
尤其是1997年所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僅摧毀了東南亞國家原本發展的“東亞銳鋒”，連原先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喊“日本第一”的鋒頭也不再，反倒是東風開始要壓倒西風。
這個“東風”，當然指的是中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原本在東南亞直接投資的外資，有70%北上到中國投資，理由就是因為中國在金融風暴中，展現了國家能力，可以抵擋貨幣貶值的歪風。
當大部分的外資從東南亞北上到大陸投資的時刻，李登輝的一紙“戒急用忍”，在台海劃下難以跨越的鴻溝，而2000年阿扁執政以後，兩岸的隔離持續存在，這就讓台灣在大發展的“黃金十年”中，失去共同成長的機會，這也使台灣無法在經濟上跟大陸相輔相成，台灣最後也衹能做美國與中國的代工業者，無法超越，也無法繼續維持領先大陸的“小龍”地位。
而後來台灣能夠做美中兩國的代工業者，也是在蔣經國時期打下的基礎。在蔣經國當政時期，在他的經濟國師李國鼎的堅持之下，台灣先行走上資訊產業的發展，讓台灣的資訊代工往後能在全球佔一席之地。
問題是，台灣資訊產業的發展在經歷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所能賺取的代工利潤都相當微薄，導致台灣年輕人普遍處在低薪的環境中，台灣人才大量的外流，更讓台灣經濟的轉型面臨困境。無力感和無方向感，已經是這一代年輕人普遍的現象。
雖然，今年因為新冠肺炎肆虐，在各國封鎖的狀態下，許多外流的年輕人有回流台灣的現象，但是疫情未解，年輕人的出路還是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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