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不可否認的是，回歸20年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融合過程亦出現了很多碰撞和摩擦，由此導致了一些矛盾，這或許也是源於兩地之間的差異。你覺得未來應如何調和和應對？
何建宗：我認為雙方還是要多一些交往和互動。融合已經是一個趨勢，其中的動力是彼此的差異，而融合併不意味著彼此的差異會消失，這些差異所帶來的各自的優勢應當被保留和延續，否則融合的價值就不存在。近年大家經常提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也就是說，香港要在有差異的情況下，做到一些內地城市所做不到的貢獻。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文化差異、價值觀差異，相信只要彼此多一些抱有平常心，多一些嘗試去了解對方、互相了解，矛盾自然會迎刃而解。的確在今時今日的互聯網時代當中，每個人發聲的渠道都變多了，發表意見容易，但有時反而忽略了別人的想法，變成有接觸、沒溝通，彼此之間只顧發表自己的觀點，卻沒有真正的傾聽和理解。
中評社：內地與香港之間20年來融合的一大方面在於經貿合作，包括在2003年前後，香港經濟陷入低谷的時候，中央伸出援手，開放“自由行”，令香港經濟走出陰霾。但發展到今天，有意見對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產生了質疑，例如認為“自由行”只是令商家受惠，普通市民在承受日常生活被影響之餘——包括人流增多、部分地區貨品短缺等——卻沒有得到相關的經濟紅利。你怎麼看待這一情況？
何建宗：“自由行”政策其實相當於中央開了一扇窗戶、一道門，允許內地遊客來香港旅遊、消費。現在由此衍生的種種不滿，其實問題的根源在於特區政府的配套不足。中央是出台了一個政策，開放了一條渠道，但是中央並沒有逼迫內地遊客來香港，每個遊客都是自願的，因此中央在政策上對遊客數量是不能控制的。
在渠道放寬的情況下，內地遊客很積極、踴躍地來香港旅遊，其實反映了香港的優勢，包括貨物的質素較好、早年貨物相對便宜等等。“自由行”本身是一個經濟政策，但特區政府對此的準備和配套並不足夠，特區政府一方面希望數量上增多，另一方面卻沒有相應的對策和配套，隨著內地開放“自由行”城市增多，相關問題就變得越來越明顯。
至於這些經貿合作政策是否僅僅惠及香港的商家，而未能惠及香港的普通市民，這同樣也要在香港本地層面、特區政府的政策當中找問題，而不能怪罪中央。中央在香港的要求下，給予了政策支持，本意是為了幫助香港，這些政策支持所帶來的整體紅利和成果，在具體操作層面如何更好地分配，令香港社會各個階層受惠，這完全是香港本地和特區政府的責任，例如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制定更積極的福利政策和扶貧措施等等。在現實當中，的確很難確保每一個政策都能讓每一個階層均沾，但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政策做得更好。
因此總體來說，因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融合增多，而導致兩地之間的關係變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尤其中央在政策上的原意是希望香港能夠受惠的，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在細節方面，需要香港本地以及特區政府進一步完善。
中評社：近年特區政府經常鼓勵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多一些去內地發展、多一些認識國家。但其實香港人是不是一定要去到內地、與內地融合，才能找到發展機遇和出路呢？有些香港人可能會覺得，我留在香港、建設好香港就足夠了，不必太過依賴內地；也有一些意見認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國際化城市，素來就是面向國際市場，為什麼要反過來面向內地，走一條似乎較窄的路。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何建宗：從實際情況來看，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已經越來越密切。即使對於外國而言，從商業、經貿的角度來說，都很難忽視或撇開中國市場。
所以香港的出路並不在於無視內地市場，而是要通過“一國兩制”的優勢，把自己打造成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超級聯繫人”。
在歷史上，香港過去幾十年來的成功，都是與內地分不開的。在內地還未改革開放的年代，很多時候都是通過香港進行對外經貿活動、做進出口生意；改革開放之後，內地依然通過香港這一平台招商引資、引入先進的管理人才和理念；之後內地企業還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上市，與國際先進的管理模式接軌。這些例子一方面帶動了內地的發展和進步，另一方面也給香港帶來了機遇、促進了香港的發展。香港自古以來都不是一個單純靠自身市場就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城市，這是顯著的成功經驗，未來沒有理由不借鑒。
現在內地與香港融合的問題在於，經濟、政治兩條腿不平衡、不協調，有時出現一條腿拖累另一條腿的情況，即經濟上兩地的融合已經越來越多，政治上與過去相比，香港似乎變得較抗拒國家和中央。我覺得香港人無需要像現在這樣太過政治化，應更多以平常心和諒解的角度看待“兩制”當中另一種制度的問題，內地老百姓也是一樣，不必總是覺得香港很亂、香港人很不愛國等等。這些簡單化、情緒化的態度和觀念，在未來內地與香港融合和交往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否則會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