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中國總理李克強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舉行會談。李克強強調，在台灣問題上，希望日方信守承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安倍晉三承諾，日方將按照日中聯合聲明的規定，僅同台灣保持民間往來。
因此，我們希望日方在台灣問題上要重信守諾，維護中日關係發展大局。毋庸置疑的是，中日關係改善與發展已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而台日關係的空間勢必將進一步被壓縮。
中評社：在中日關係不斷改善過程中，兩國在東海、南海、歷史等問題上仍有分歧，要如何克服？如何能夠建立不會倒退的中日關係？
王鍵：自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尤其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日關係的全面發展始終是主流，分歧和矛盾從來不是主流。當然，在中日關係發展過程中，亦遇到東海、南海以及歷史各類問題，而最嚴峻的問題就是缺乏戰略互信，但存在問題並不能成為影響中日關係正常發展的理由。面對新時代，中日兩國要始終把握戰略互惠發展的大方向，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這些矛盾分歧，避免兩國關係偏離發展正軌。其中，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是確保兩國關係正確發展的重要政治基礎，只要雙方重信守諾，始終恪守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和相關承諾，以友好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以溝通對話謀求管控分歧，就能夠推動中日關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健康、持續發展。我們深信，中日改善關係對於雙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我們也要面對很難解決問題的嚴峻現實，當下兩國應把存在的問題適度“冷凍”，防止局部矛盾激化，同時雙方要為解決問題積極創造條件。再就是中日亟待加強戰略對話，切實落實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最後，要從新時代的高度來定位和思考未來的中日關係，以全球視野、東亞視野來思考、觀察新時代的中日關係。
中評社：您長期研究日本史、台灣史與東亞區域關係史，您當初為何選擇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有什麼背後的故事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王鍵：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日本史研究者，先後取得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日本經濟史碩士學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日本經濟史博士學位，後來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台灣經濟史博士後，這是我從事日本史與台灣史研究的學術開端。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以後，又先後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京都大學經濟學部、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日本外務省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經濟產業省亞洲經濟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其實我在進入社科研究領域之前，先在政府機關短暫工作一個時期，後又從事專業技術工作與中日科技交流，也可以說，我的工作經歷也是伴隨著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微縮歷程。我第一次到日本留學是在1986年，那時在東京接觸到許多留日的台灣年輕人，經常在一起探討問題……這也是我感性認識台灣的最初起點。80年代改革開放當初，大力引進日本的先進科技與建設經驗是中國發展經濟的當務之急，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學習日語，重點是科技日語，並在工作中直接參加引進日本技術設備的許多具體工作，對日本的觀察始於我這一段的工作時期。那時的我與日本技術人員經常在第一線並肩工作，非常敬佩日本技術人員對待工作一絲不苟的職業精神，也就是自那個時期開始，利用工作餘暇，我就有意識瀏覽日本社會文化的著述，沒想到這為日後的改行做了一定的積累。
近年來，隨著工作的需要和研究的拓展，不僅關注日本與台灣，亦開始把視野擴展至東亞區域，在這方面做的還非常不夠，還在繼續探索。這裡也非常感謝中評社郭偉峰社長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學習機會，使我的眼界與視野更加開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