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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社長郭偉峰向王鍵頒發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證書（中評社 張爽攝） |
我希望中日關係行穩致遠，欲速則不達。中日從1972年建交到現在，跌宕起伏，目前要穩重求進。
今後中日亟待進一步加強政治互信，同時還要重視經濟合作及其他領域的合作，這是確保兩國關係克服障礙、戰略互惠、行穩致遠的重要手段。
我們注意到此次G20大阪峰會將有一系列雙邊元首會談，中美元首會談很有可能舉行，而且峰會對日美關係亦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時機。在安倍首相的邀請下，特朗普特意在大阪峰會之前訪問日本，按照美方的聲明，特朗普總統此次訪日是為了展示美日兩國的牢固關係，而安倍首相則全程“陪同”特朗普打高爾夫、觀相撲、見天皇、品美食、登日艦等，呈現“親密之日美關係”的局面。日本還宣佈向美國採購105架F-35隱形戰鬥機，這亦是安倍送給特朗普的一份“大禮”，換得特朗普同意日方把美日貿易會談推遲至7月份參議院選舉之後的請求。
至於未來的日美關係走勢如何，我認為日本主動性或將更加突顯。我們注意到，在美日首腦的共同記者會上，安倍不僅表達將扮演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調停者”角色，他亦期盼中美通過對話解決貿易爭端。在6月下旬“G20大阪峰會”上，作為東道主的安倍勢必最大限度發揮其“主場優勢”。但剛愎自用的特朗普絕難在降低關稅問題上對日“讓步”，在“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旗幟下，美一方面要持續通過“強賣軍火”加強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亦將壓迫日對美開放市場，徹底解決貿易逆差問題。由此，不僅安倍試圖“軟化”特朗普的如意計謀恐難兌現，而且日美同盟的牢固性勢必發生扭曲。
中評社：您如何評價日本經濟的發展？
王鍵：日本經濟這二十年有一種說法，叫做“失去的20年”，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太客觀，日本經濟從50年代中期就開始騰飛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位了。但日本長期保持對美貿易黑字，而美國自1980年至1985年間的國際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為解決之，1985年9月美日德英法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達成G5《廣場協定》，決定共同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出口競爭力，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但協議簽署後日元與馬克急劇升值，美元貶值亦加快，美國的國際貿易赤字愈加擴大。隨後在1987年2月，西方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達成G7《盧浮宮協定》，確定在國內宏觀政策和外匯市場干預兩方面加強“緊密協調合作”，以保持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觀察G5《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一定要聯繫G7《盧浮宮協議》。需要強調的是，最早提出調整匯率設想的是日本而非美國。1982年11月中曾根內閣成立伊始，作為中曾根康弘首相私人智庫AF會成員的日本大藏省財務官細見卓就向中曾根遞交一份有關日元匯率的報告。報告認為日本對美貿易出超確實太大，日本應該和美國共同提高日元匯率之後再將其穩定下來，這一設想得到時任大藏大臣（現在稱財務大臣）竹下登的支持和強力推動。他們認為當時日本經濟發展過熱，日元升值可以幫助日本拓展海外市場。當然，日本推進《廣場協議》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美國擬對日實施大規模懲罰性關稅，日本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然而，日本在《廣場協定》簽署後的政策應對嚴重缺陷，日元大幅升值，國內泡沫急劇擴大，最終由於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造成了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但亦終歸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的平穩發展。中國經濟學界對此早有清晰觀察，比如前人民大學校長、現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其《世界是部金融史》的著述中就有精准的描述。
迄今，日本的經濟發展已經很成熟，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層次，很難再往高處走，所以我們今天看日本經濟確實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是日本依舊保持著旺盛的高科技創新勢頭、國內經濟結構亦很合理。至2018年底日本政府、企業和個人投資者持有的海外資產淨值達到341.56萬億日元（約合21.54萬億元人民幣），使日本連續28年穩居世界最大債權國地位。也就是說，即使失去了20年，經濟增長也確實非常緩慢，但普通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並沒有降低，這幾年日本的就業還是最好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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