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傳標指出，台灣愛國史學家連橫1918年在《台灣通史》中評論道：“台灣歸清以來，關閉自守，與世不通，苟非牡丹之役，則我鄉父老猶是酣歌恒午於婆娑之洋焉。天誘其衷，殷憂日至，祈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楨締造之功，顧不偉歟！” 然近些年台灣地區的分離主義者，以扭曲的“皇民史觀”“台獨史觀”，改“日據”為“日治”，不僅否認國民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台灣經濟社會建設及成就；也否認鄭成功父子“明鄭時期”對台灣的開發與建設；也否認清政府在台灣統治時期，尤其是“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丁日昌、吳贊誠等幾任船政大臣，在台灣建省前的十年（1874—1884年）開啟的近代化建設，也否認台灣建省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主導的十年（1884—1894年）近代化建設。這二十年是台灣近代化肇基之作，前者可稱“台灣近代化之父”，是台灣近代化的播種者，後者可謂“台灣近代化之母”，是台灣近代化的孕育者。僅是因為1895年日本侵占台灣，造成台灣近代化進程的中斷。
劉傳標說，當下台灣島內分離主義者出於台獨意識形態，一葉障目，一味媚日美日，只看到日本殖民在台灣的建設，看不到日本人殖民者對台灣的焚掠屠殺與奴役，也看不到日本人殖民者對台灣建設僅是為長期占領和掠奪資源服務，將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視為“德政”，公開為殖民者歌功頌德、擦脂抹粉，頌揚殖民統治帶來“現代化”，鼓吹“殖民統治有功論”。
劉傳標表示，史學以求真存真為第一無上要義，台灣的近代化絕對不是殖民者“仁德”產物。在學理上批判形形色色的“台獨史觀”和“侵略有功論”“殖民有功論”，肅清其流毒，是歷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