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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應邀在北大發表演講（中評社 張爽攝） |
中評社北京6月3日電（記者 張爽）原全國台聯會長、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1日應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第十七屆學生文化節邀請，在北京大學發表題為“台灣：從戰後50年到戰後70年”的演講，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擔任對話嘉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節大磊任主持人。
汪毅夫在演講中指出，中日甲午戰爭並不在台灣、並不在台灣附近的海域打，而戰後台灣卻淪入日據台灣時期、或者說台灣日據時期的50年；中國的內戰並未蔓延至於台灣，而戰後台灣卻成為問題、成為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並且久拖未決，至今是70個年頭了。介於戰後50年同戰後70年，還有一個戰後時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台灣光復時期（1945—1948)。
汪毅夫說，在中日甲午戰爭戰後50年里，台灣人民的表現是義民負重、棄民忍辱。“在台灣被侵占的50年間，台灣同胞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認同自己屬中華民族。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的，是不可磨滅的。”
汪毅夫認為，戰後50年，端賴台灣人民忍辱負重、擔當民族大義，台灣“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詩句）仍然是中國的：《馬關條約》並未改變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日據當局最後承認，精神和形式的“內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歸於失敗。當然，戰後50年畢竟是兩個世代的時段，其間也產生了為數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們多是1920年以後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輝）。
汪毅夫說，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里，收複失地不是領土再造，台灣回歸、兩岸歸於統一卻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祈盼。1945年到1948年，在中國台灣發生的那些事兒，往往具有某種或多種意義：象徵性的、實質性的、預警性的、代表性的。
“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里，最具實質意義的是魏建功、洪炎秋等北大學人主導和推動的台灣國語運動的績效。台灣光復時期，先後主政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完成和部分完成收複失地和‘去日本化’的工作，但在收複民心、‘做好台灣人民工作’方面乏善可陳。”
汪毅夫認為，蔣介石的反共立場相當堅定，他發動內戰存心已久，而選擇台灣為其敗退之地亦似乎存念已久。1949年6月21日，蔣介石到達台北，旋改草山為陽明山，於陽明山設立“總裁辦公室”。“從此，台灣進入了問題多多的戰後70年時期，連台灣也成為問題、成為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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