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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27日接受路透社專訪。（照片：總統府提供） |
中評社台北4月27日電（記者 黃筱筠）蔡英文28日將會見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莫健，27日上午更接受《路透社》（ Reuters）專訪，大談台美關係，也提及兩岸關係及“國防”軍購等議題。
以下訪問全文：
問：您上任已近一年，您自認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答：我們這個政府和前幾個政府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一開始就下了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決定，就是最困難的事情、政治風險最高、必需付出最多政治代價的改革的事，要馬上去做。在很多民主社會中，當總統有連任可能性時，很可能就會選擇在第二任時才做高政治風險的政治改革。我們覺得，台灣長久以來沒有進行改革，以致經濟成長遲滯，所以我們決定必需要儘早開始台灣的改革。在過去一年，從年金、經濟、社會安全網的改造，不論是立法或政策規劃，去年確實是非常忙碌的一年。
問：我們來談談與台灣關係緊密的重要盟友－美國，您怎麼形容和特朗普總統的關係？
答：這不僅是領導人本身跟美國總統之間的關係，還牽涉到我們跟美國之間長久關係的建構、基礎，以及共享價值。不只是特朗普政府，歷任的美國政府都有一致性的政策，就是支持台灣自我防衛力量，支持台灣民主、人權、自由的發展，這兩項一直是台灣和美國關係中最核心的項目。或許歷屆美國政府因為情勢關係，會有不同的優先順序，但政策主軸一直在這兩項上面。對台灣來說，我們也抱持對美國採取合作，維持長期友好的關係，歷任台灣總統對美國都採取積極（的態度），希望在既有基礎上更強化關係，尤其在局勢多變時，需要一個更強而穩固的台美關係。
至於特朗普總統本人，我倒是要藉這個機會感謝他願意跟我有一個電話溝通的機會，讓我能夠表達台灣政府跟台灣人民對他當選的祝賀，同時我們也有機會簡單的交換意見，在這幾個月以來，我們感受到特朗普政府對於台灣事務上面展現了一些積極性，同時我們也接受到一些正面的訊息。
問：您和特朗普總統的關係，相較於奧巴馬政府，是比較好？完全一樣？還是較冷淡？您會如何描述現在的關係？有什麼改變？完全一樣？還是不同？
答：我想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其實在過去幾年是持續在改善當中，尤其是雙方溝通的層次跟品質都一直在加強，所以新的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後，他是在過去的基礎上，再往前尋求一個更實質友好關係的建構。所以，或許有些人覺得前後美國兩個政府在對台灣的態度上面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在基本上，我想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基礎是穩固的，我們都希望能夠繼續往前走，那唯一可能跟過去比較不同的就是，這一次台灣的總統有機會以電話跟美國的總統（當選人）直接對話。
問：您會與特朗普總統進一步對話嗎？您是否期待？
答：我們當然期待在重要的時刻﹅在關鍵的事情上面，我們能夠有機會跟美國政府有更直接的溝通，也不排除有機會跟特朗普總統本人能夠通電話，但是這可能要看整個情勢的需求跟美國政府在處理這個區域的事務上面的考量。
問：您是否擔心美國或許會為了與北京往來而出賣台灣利益？
答：我知道這個事情是很多人在討論的事情，不過對很多的專家來講，美國跟台灣之間是一個長久的關係，也有很好的基礎，同時不僅是在行政部門，在國會、甚至在地方政府的部門都有很好的連結，基本面很強固，如果說要把他當作是一個籌碼的可能性，我覺得是不大。
問：我們知道台灣和特朗普政府已經開始討論台灣的防衛需求。請問在您任內，對於首次軍購，有什麼樣的期望？可以透露一些細節嗎？
答：雖然美國的政府，尤其是國防部長跟國務卿等等重要的部長都已經到位，但是在處理實際問題層面的這一些官員還沒有到位，所以現在的討論要進入到很實質進行的階段，其實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我們還是持續跟美方的每一個層級，每一個在他的政治決策層級以及現在在美國政府體系、尤其是文官體系的官員，持續的討論這些可能性。
我想外面的報道也不少，有一些也反映出來我們在防禦上的各種需求，我要在這裡特別講的就是，我們跟美方談的不只是軍購的問題，還有軍事跟防禦策略的問題，雙方在這個地區的戰略，在哪一些層面上我們可以做一定的整合，我們自我防衛的需求跟美方在這個地區戰略的看法，要經常的討論跟溝通，讓我們有一定程度可以做整合。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才會進一步的去討論說我們所具體需要的武器跟設備是哪一些，再之後就會到軍購這個層次。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說明，我們非常注重“國防”自主的能力，因為台灣有很好的製造能力，台灣的科技研發能力也很強，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好的基礎上面，能夠加強我們的“國防”自主能力，同時可以給我們的產業創造新的動力。
我們現在講的是，在美國決策的層次上，當然有政治的決策層級，也有文官的層級，但是我們歷來談軍事採購的時候，通常都要到助理部長層級，它才會有一個政治任命，同時也跟文官有足夠的接軌來處理實際的採購問題。
問：中國大陸說，您在就職演說中，對於他們最關切的獨立議題，給了一個“未完成的答卷”。請問您是否支持台灣獨立？
答：在我的520演講，其實對於中國大陸歷來對台灣的一些要求、想法或立場，我們也採取了一個比較包容的態度，換句話說，去年我的就職演講裡面，已經把台灣方面可以盡的最大善意，都表達了，但是在這段期間以來，我們感受不到對岸有這個決心要讓兩岸關係往前走，反而被他們傳統的思考跟官僚的體制所牽絆。在過去的一年，我們謹守維持現狀的政治承諾，我們不挑釁，也沒有意外，能夠盡我們維持和平穩定的一個參與者的責任，不論是在兩岸關係或是在區域的關係上面，我們都讓台灣做為一個和平穩定的貢獻者。所以，我希望對岸能體認到，這個世界在變，中國大陸今天是一個區域大國，它要負起的國際責任是更多的，尤其是維持區域的穩定跟和平；台灣也在變，台灣的社會已經民主化，人民對台灣的未來有很多的期待，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還有人權是高度的關注。國際社會也是一樣，在今天的亞洲，不論是在東北亞、南海或者是在一些不同的地方，都在發生變化，所以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世界，不論是在兩岸關係、區域關係或者是在全球的關係上，中國大陸要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國際社會對它的期待也愈來愈大，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和平穩定的主要支撐點，要有自己的責任感。希望習近平主席以一個大國領導人自居，展現格局、展現彈性，用不一樣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讓兩岸關係在未來有不一樣的格局，對兩岸來講，都會有更正面的發展。
所以，與其說我沒有完成一個問卷，倒不如說我們雙方都面臨一個新的問卷，我們也期待中國大陸方面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面對這張新的問卷。
問：根據您及其他人的講法，您上任之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惡化了；您曾表示，雙方都有責任維持和平與穩定。您打算如何說服北京當局跟您的政府對話，讓關係變好？
答：說雙方的關係，用妳的字來講叫做“worsen”，也就是“惡化”，我倒不覺得在我的定義裡面是“惡化”，在過去一年裡面，或許中國方面對台灣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在台灣方面，我們還是冷靜以對，例如說對岸把觀光客減少，我相信他對有些其他國家也做同樣的事情，其實對很多國家來講，這是一種貿易，不該有政治的考量，但是即便面臨到這樣的情況，我們也沒有惡言相向，我們反而去尋找更多觀光客的來源，來發展更多的商機，讓台灣整體的觀光產業能夠更多元，同時我們也可以跟很多國家建立更好的關係。
問：您期望與中國的關係如何進展？您的前任者曾在新加坡與習近平先生會晤，您是否有打算和習先生對話或者會晤？是否有在考慮什麼措施，讓台灣能積極推動和平與更好的關係？
答：我們很願意與習近平主席及對岸各階層有實質對話的機會，也希望中國面對與台灣的關係上應該要有新的、不一樣的思考，如果中國展現出這樣的彈性與善意，我相信台灣的人民也一定會思考台灣能展現如何的彈性。兩岸關係絕對不是單方可以主導的，一定是互動的過程，如果關係要有進展，必須有很多善意的累積。我們在過去一年可以做到的就是盡最大的力量，維持一個穩定的關係，也用正面的方式解決關係中產生的問題，比如觀光客的問題等。我相信在過去一年當中我們展現出來的，其實是很大的善意，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也沒有情緒化的反應，希望對方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能跳脫現有的格局，在相互善意累積之下，我們可以為未來共同找尋可能性。
在此我要提出近來兩岸關係的ㄧ個議題，就是台灣參與WHA的事情。歷來台灣都是以觀察員的身分受邀參加WHA會議。WHO是非政治性組織，關切的是全球每一個國家人民的健康問題、以及衛生的問題，幾乎沒有政治性，台灣做為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者，我們有可以貢獻的地方，同時台灣的人民也有健康與衛生上的需求參與WHA。中國一直採取限制性作為，我們必須鄭重指出，今年台灣能否參與WHA，是兩岸關係上非常重要的指標，我要再次呼籲中國大陸的決策者，不要受到過去傳統的思維與官僚體制的限制，做出不利於兩岸關係的決策。很多國家都支持台灣參與，且他們也都致函WHA，希望台灣能繼續參與。這不僅是台灣人民的期待，也是國際社會共同支持的事情，如果中國的決策有所偏差，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將會很大，因為台灣人民不會理解為何不能參與專業性、非政治性的WHA會議。
問：您有感覺到中國大陸對於台灣友邦、邦誼的維持和參加例如世界衛生大會等國際組織施加壓力，且出手越來越重？
答：中國向來習慣於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用各種的可能性來打壓台灣，這些作法有些不成功、有些迫於政治現實而有作用，這些作為幾乎已經是制式的行為。所以我一再呼籲中國大陸的決策者，中國面臨的是不一樣的世界，他們的角色也不一樣，他們的責任也不一樣，他們應該負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維持兩岸關係與區域的穩定。
問：去年十二月您和特朗普總統通電話的事，引起很多人談論，受到很多關注，當特朗普總統接了電話那時，您腦子裡的想法是什麼？
答：非常感謝特朗普總統給我們機會表達謝意，這是ㄧ個新的政府，或許在這個新的政府之下，會有些不同的可能性出現。
問：後來特朗普總統在二月轉而支持“一個中國”，您那時又是什麼想法？起初您以為會有所不同，後來又從推特中獲知他支持“一個中國”。
答：我想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這是美國長期以來基本的政策。我剛剛講的就是說，在這個政策之上，我們或許可以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因為長久以來，在台灣跟美國的關係上，《台灣關係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有“六項保證”，這也是自雷根總統以來一個很重要的基石。我們也瞭解，美國一向都有他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在這些基礎之上，我們希望在很多實際的作為面，或許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而我指的倒也不是，在我們長久以來所累積的這個基礎上面，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
問：您可否舉幾個例子，說明新的可能性是什麼？
答：打電話這件事情，不就是一個新的可能性嗎？
問：藉由與特朗普總統通話，您對他有哪些瞭解？
答：但我想要講的是，他願意接受一個台灣總統的電話，已展現出他代表的一些可能性。
問：從去年12月的通話，到今年2月特朗普總統表示支持“一個中國”，台美關係如何演變？現在如何呢？您覺得是變得更好、更強還是更弱？
答：總結來講，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一個很確定的改變的方向，但是在這幾個月來的發展，我們覺得是有一些可能性。但是這些可能性，有的可能不完全是對台灣絕對有利的；而有些可能性，對台灣是好的。我們會仔細的評估，也會仔細的觀察。所以就像我說的，我們看到的是美國政府的政治決策層級已到位，文官體系也持續的在運作，但是中層的政策決策者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這些中層的決策者才是具體處理問題的階層），現在做任何的評斷，都可能是太早。
比如說，在經濟貿易的這個領域裡，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想法跟政策，可能會衝擊到台灣對美的貿易，這個我們就必須要尋找下一個階段對美貿易的新的想法，以減少衝突、強化雙方的互補性。所以我剛剛講到的這一些發展，倒不一定是在政治領域，在經濟或在其他的層面上，都可能有不同的可能性會出現。
問：假如下次能再跟特朗普總統通話，您想傳達什麼訊息？
答：我想告訴特朗普總統的是，台灣是一個好朋友、是一個友善的“國家”，我們會持續地找尋雙方互利互惠的這些可能性，在經濟貿易、軍事防衛上，我們都願意跟美國坐下來好好的談，我們也希望能夠增加雙方在溝通與互動上的頻率跟層級，讓我們跟美方之間的關係能夠更升級，而且更優質。
問：美國財政部再度將台灣列入匯率操縱觀察名單，這樣會對台灣有什麼影響？針對美國財政部4月公布的這份報告，先前台灣有何不同的作為？
答：其實在之前，我們中央銀行及其他的政府單位已經跟美國有很多的溝通。我們瞭解，雙方對於統計數字，還有對於統計數字的詮釋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們會持續跟美國的相關單位就這些統計數字及數字不同的詮釋，繼續交換意見。
我要特別講的就是說，我們的中央銀行對於匯率，最重要的還是維持一個台灣總體經濟的穩定，同時也提供我們企業一個穩定的外匯環境，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以我們自己的看法，我們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並沒有那麼大的順差。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未來不斷的溝通，讓美方可以更理解台灣在平衡匯率上種種的措施，其實並不是屬於一種操縱性的匯率，而是一種維持總體經濟穩定（的作法）。
問：關於李明哲案，您有什麼要說明的嗎？
答：我想在李明哲這件事情上面，一個台灣的公民被逮捕，我們也不清楚他在中國所受到的待遇，也沒有像我們所期待的一個法治國家應該有的透明性跟程序上的保護，所以，這件事情或許對中國來講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對台灣人來講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為我們都很習慣在程序上的透明跟程序上的人權保護，以致於就是說，台灣社會對這件事情的反應是蠻強烈的，所以我們也希望，中國大陸在處理這件事情上要格外的謹慎，不要讓這件事情變成兩岸關係發展上的一個阻礙。
如果大陸處理不當，台灣民眾會感到不安，因為每天都有許多人往返兩岸，如果他們覺得安全及人權未受到中國當局妥善保障，我認為，這將嚴重傷害兩岸關係。所以，我要表達的是，大陸也許認為這是小事，事實上，這是兩岸的重大議題。
總而言之，我覺得還是要呼籲中國大陸方面，這件事情要處理得謹慎而明快，不要讓台灣人情緒上的不滿一直在增加。
問：我想請教兩個小問題。剛才提到台灣和美國及特朗普總統的關係，您何不透過推特和特朗普總統通訊？他就職時，您有做過，後來就沒有了。
答：Might not be a bad idea． I＇ll give it some thought．（這個主意還不錯，我會考慮。）
問：有關台灣防禦需求，請問您會不會直接排除購買F－35戰機這個項目？
答：我們在軍事採購上面，是依照我們的防禦戰略來形塑，所以我們對於戰略上有意義的這些項目，我們都不會排除，F－35在戰略上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項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