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大灣區機遇等同失去未來全球化的高地
中評社記者：隨著疫後兩地恢復通關以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腳步加快，您認為應該如何妥善處理好兩地交流合作過程中出現的摩擦問題？
田飛龍：融合發展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推進“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建構的一個重要概念和重要原則。融合發展的挑戰更多在香港這一邊，過去是內地全面學習香港，通過香港來追求更好的現代化，而這種關係在融合發展中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家變成了主場，主動提出現代化、國際化的戰略和議程，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香港融入、介入、參與其中，要形成優勢、發揮自身禀賦，這對香港的挑戰更大，從觀念到能力。粵港澳大灣區就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主要戰略承載。
中央一直努力推動大灣區發展。從2021年到2022年，國家相繼推出三個引擎性方案即“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它們有一定的互補性，但都面向港澳，通過港澳連接世界市場。在這種新的戰略和經濟發展空間中，融合發展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概念。誰能搶先在融合發展中找到定位、找到優勢、找到空間，誰就會在未來新一輪全球化中拔得頭籌。從抽象的國家戰略變成具體的政策引導，或者說落實到具體的項目級安排中，確實需要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以及廣東地方政府之間凝聚共識和積極推進，把實實在在的成果和成績單展示給港澳社會和國際社會，用實踐和事實的力量證明大灣區機遇是名實相符的。
我建議，一方面，香港在教育宣傳層面，應對大灣區和融合發展進行更加立體、準確、持續的宣傳動員。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政策責任，要拿出一系列的“政策包”，支持企業和專業人士在融合發展中找准機會轉化優勢。進入大灣區的專業人士，包括一些資本，他們越早收穫成績單，對後續跟進者就越是一種激勵。另一方面，從中央層面來講，國家有政策性引導配置的責任。大灣區從要素型開放轉向規則型、制度型開放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及高標準建設，要讓香港資本和專業人士看到，大灣區將來會是全球化最高標準，無論是技術標準還是制度標準。失去大灣區的機遇，就失去了未來全球化的高地。
就長遠之計而言，在香港教育體系裡面，尤其是中小學教育中，應當有一種融合發展與香港未來命運緊密相連的價值觀教育，使香港的青少年能夠較早確立一種觀念：融合發展就是香港人的機遇，融合發展就是香港人的未來。這樣既能解決人心認同、人心回歸的“老大難”問題，又能夠引導香港青少年以及他們家庭較早地在其學習教育和專業的選擇上對標大灣區，使香港融入大灣區成為一個源源不斷、代際連續的過程，這也為“一國兩制”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一種可靠的社會基礎和教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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