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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 |
李浩然：《基本法》是國家和特區的紐帶
陳勇剛才講了個大框架，那我就從法律方面做點細化補充。我覺得現在情況很簡單，如果各人都從自己的判斷來看問題，有人覺得應該釋法，有人覺得不應該，但卻忘記了，大家最應該的是回到根本的法律規定去作出判斷。既然法律有所規定，按照法律規則辦事，那又何來影響法治呢？
我先從追索效力開始說起吧，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用追溯效力這個概念其實並不準確，因為人大常委會沒有更改法律，只是對之進行了解釋。過去立法會主席行使權限時可能跟法律不同，這是對法律內容理解的問題。事實上，被違反的《基本法》從回歸一刻起便一直存在，從立法會主席的行為和《基本法》規定有落差的一刻開始，便已經發生了理解誤差。
我同意陳勇剛剛所說的，這次是一個拐點，從法律的角度來看，該說的道理還是要說清楚，依法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就如同上述宣誓行為的規範，有人提出既然過去是這樣的做法，今天也應該繼續容許。可是，既然昨天是不準確的，難道今天還要延續嗎？過去為什麼有人對人大常委的釋法意見那麼大？一方面原因是對主權還有國家的不認同，但其實也包括一些技術問題，就是兩個法系對法律解釋有不同概念。
我舉個例子，普通法看待法律就像是看待一個已剪斷臍帶的初生嬰兒，它是一個獨立的法律，看法律的時候主要看條文的文義內容。但如果從大陸法系的角度看，那個小孩長得挺好看的，那你可能還會看那小孩的父母也長得挺帥的，會看看他的基因，這就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相比較，大陸法系更重視立法原意。
從解釋法律的方法論看，兩個法系存在非常大的區別。在普通法裡，解釋法律的工作是在法庭和司法機關內，但在大陸法系，法院執行審判的權力，但解釋的權力不只放在法院內，例如在法國，對憲法的解釋是由憲法委員會執行，這個機構並不是法庭，不審判案件，這是兩者的區別。大陸法系在解釋法律的時候，會對法律中一些空位和缺位的地方進行填補的天性，相反普通法系重視通過司法機關獨有解釋權來制衡立法權，這就是所謂的Kumpetenz-kumpetenz概念。
《基本法》是大陸法與普通法的紐帶，也是國家與特區的紐帶。所以我們無法只看其作為普通法、地區法律的一面，也應該看到其國家法律的一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釋法應該按照需要而行，這不是多少次的問題，也不存在所謂多少次才是正常狀態。
我們回到這一次第104條的解釋，我認為人大的解釋是合理的，它的合理性在哪呢？首先內容上就如同普通法所強調的common sense（常識） ，是一個大家都明白和理解的角度。就像人們在婚禮上宣誓，總不會一邊說我愛你一輩子，另一邊就在家暴，這是不合理的。大家對宣誓的理解是有一個共同的common sense，而這次釋法也是符合這個common sense的。我們回頭看香港本地的案例，2004年夏正民法官的案例還有詹培忠案例，其實判詞裡已經寫得很清楚，對於議員宣誓的行為和規範應該是怎麼樣。
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釋法會衝擊法治，但實際上人大常委對香港法律解釋權除了在158條第一款寫得非常清楚以外，同時在香港終審法院的判詞，包括劉港榕案裡也寫的很清楚：人大釋法是普遍且不受限制的。香港的法官或者是法院的判詞和判決對於這個問題，比部分司法界的人士要想的清楚，二者並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想法。
補充一點，法律除了要發揮犯錯後懲罰以規管秩序的功能之外，還有教化作用。今天梁游兩位議員落得如此下場，很大一部分責任，是之前的立法者沒有把法律規則講清楚，讓他們不知道這個行為的底線是到底在哪裡，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法律缺位的問題。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除了有法律，也要依法到位地執法。
除了法律問題外，剛剛陳勇也說到一些民生問題。我只想補充一點，就是不管法律還是民生，香港自身的一些問題，本地社會是無法完全由自己去解決的，這必須要有中央依照法律規定的職權和責任去參與。中央具有憲制責任，在責任範圍內便應該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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