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您也提出，國文教育在回歸後也受到了破壞，為什麼這麼說？
凌友詩：中國語文科在初高中都是必修科，並沒有如中國歷史一樣被綜合化、虛化，它是被工具化、理性化，市井化。國文與國史是國家民族生命體現的一體兩面。史重於生命經歷之陳述與理性反省，文則透過論述與咏嘆再三的方式來表達這種生命的經歷和思考。國文與國史一起支撐起一個民族，絕不僅是一種工具、一種“語言”。因此國文教學同樣應有其“超越性”，並須具備“情意性”與“承傳性”。
然而2000年以後，國文不斷被工具化，教學和考試的重點傾向於語文訓練，用理性的方法讓學生分析文章體例、結構、句式、語氣、修辭，而輕忽文學裡最為感人的“知、情、意”內涵，同時也取消必讀必考範文，學生缺少了對古文反復吟誦、體味的過程。公開考試則以“講、讀、聽、寫”等語文運用技巧為題，整個過程像外國人學習中文。
中評社：也有不少人提出，通識教育中已經包含了中國歷史的元素，歷史已經不需要再獨立成科。另一方面，通識教育也有很強爭議性，如提倡批判性教育等。您怎麼看？
凌友詩：確實有人認為，回歸後已經逐步在小學“常識科”和初中的“綜合人文科”以及高中的“通識教育科”中加入“當代中國元素”，使香港的下一代了解國家和國情。然而這怎麼也比不上一科完整的中國歷史科，孩子們從唐、虞、夏、商、周一直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自己的祖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有中外之分。
通識教育有六個部份，其中爭議最大的是現代中國單元。這一問題本來就十分複雜，很多材料都還未公開，全面準確的理解國情，對老師來說也是很高的要求。由於缺少統一課本，只有課綱，不少老師直接拿著主流西方媒體如BBC、CNN，主流香港媒體如明報、蘋果日報進行分析，對特定事件不斷放大，學生的判斷自然會有極大的偏差。
在中國歷史科弱化、中國語文科目工具化的背景下，學生對國家缺乏“溫情”的基礎，這樣而來的教育通識，與其說批判，不如說批評，非但未必能造就認識國家、熱愛國家的國民，相反還塑造出埋怨社會、苛責國家、對抗政府的青年。
免費的公共醫療、公屋制度背後，香港是非常殘酷的商業社會，意識形態高度分歧，美國又把香港當成是重返亞洲的橋頭堡。外部複雜浮躁的環境，更需要國文、歷史兩科對學生進行教化，多一份成熟、沉穩和內省，使其對生命的認識更厚重，內心更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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