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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下的五四反思
http://www.CRNTT.tw   2019-08-06 11:14:26
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
  中評社╱題:文明衝突下的五四反思 作者:黃光國(台湾),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今天我們要想建構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學術界必須改變“橫向移植”的習慣,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傳統進行“縱向承接”。倘若我們懂得如何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理論,我們便可以建構出一系列的“科學微世界”,來和西方“個人主義”的理論競爭,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今(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為了紀念這場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思源學會”(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決定和“新儒家”聯合發表共同宣言“反思五四百年,重構文化中國”。在發表宣言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爭議,很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地反思。首先,我們要談的是“思源學會”的立場:

  一、五四意識形態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1904-1905),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越演越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72/1983)。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二、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1994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來自全中國各地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三、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

  目前台灣人的生活世界其實存有人間佛教、儒家文化和西方個人主義三套不同的文化體系。然而,由於儒家和佛教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為己之學”,和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明有差異;從儒家文化傳統中很難發展出西方式的科學。西方的科學哲學必然要討論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台灣研究生的養成教育則衹談“方法論”,他們傾向於把西方理論當作是“真理”,卻不懂得如何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成客觀的知識體系,因此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傳授的大多是源自於西方學術傳統的理論,他們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也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用華人社會的材料,檢驗西方的理論。

  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大多是建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華人的生活世界卻是依“關係主義”的法則而運作的。針對社會科學界這種盲目移植西方理論及研究典範的“自我殖民”現象,從1980年代開始,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等人便開始在台灣發起“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

  在中國文化傳統裡,中國人不是不能發展科學,而是已經發展一種迥異於西方的科學,李約瑟稱之為“有機體的科學”。在世界學術社群普遍為西方科學所宰制的情況下,我們要想發展出西方式“機械論的科學”(mechanic science),首先就必須正視“科學微世界”的屬性,然後學習西方科學家如何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科學微世界”。否則我們就很可能把西方理論看作是“理所當然”的“真理”,衹會做“橫向移植”的翻譯工作。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不例外。

  四、《社會科學的理路》

  今天我們要想建構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學術界必須改變這種“橫向移植”的習慣,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傳統進行“縱向承接”。基於這樣的見解,哲學雖然不是我的專業,我仍然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回顧西方科學哲學在二十世紀中的發展,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經過十年的實際應用,在思想完全成熟之後,並添加二章,介紹“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介紹我如何用“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黃光國,2013)。

  這本《社會科學的理路》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討論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非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從2000年起,我被委任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的主持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不斷殫精竭慮,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一面從事研究,撰寫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黃光國,2009)。三年之後,該書之英譯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五、“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

  2015年,我從台大退休後,受聘於高雄醫學大學,分別在南、北兩地組織研究團隊“思源學會”,鼓勵年輕教師及研究生深入思考並討論“中西會通”的相關議題。最近我綜合大家的討論,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全面回顧過去三十年間,台灣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中所出現過的五種“文化主體策略”。該書的出版,更使我警覺到華人難以接受西方科學哲學的關鍵,在其文化形態的根本不同。因此決定重寫《社會科學的理路》,添加兩章,追溯西方科學哲學的文化根源,並釐清各種哲學思潮之間的辯證關係,於2018年8月中,出版第四版的“思源版”。

  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

  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目前主流社會科學中絕大多數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而非西方的文化,大多不是“個人主義”,而是關係主義的。倘若我們懂得如何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理論,我們便可以建構出一系列的“科學微世界”,來和西方“個人主義”的理論競爭,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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