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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須在實踐創新中加強融合發展功能 |
中評社╱題：“一國兩制”須在實踐創新中加強融合發展功能 作者：安拴虎（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它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針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國統一的目標而創造的方針。在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上，“一國兩制”構想取得了巨大成功，實現了香港澳門的平順回歸，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國兩制”構想迄今暴露出不少問題，面臨諸多窘境。 “兩制”在内地與香港社會融合方面功能缺位、乏善可陳，不可不察。而台灣的情況則更加不容樂觀，在政治對立的氛圍下，“一國兩制”在台灣從來沒有一個聲求氣應的輿論環境。彌補短板，賦予“一國兩制”構想以“融合發展”的新功能十分必要。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全新而清晰的認知。
一、存在的問題
依照“一國兩制”的方案，國家的主體部分（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和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意味著在一個國家內部，大陸與港澳台之間各有一套各自獨立的價值觀體系和意識形態，各自擁有一套獨立運行的社會制度，各自遵行一套基於不同價值的政治理念、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各自擁有一套獨立的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教育制度、經濟制度、醫療衛生制度等規則體系，各自擁有一套獨立運行的貨幣體系，各自擁有一套獨立的新聞體制、媒介生態及其塑造的輿論環境與氛圍。不同制度下其社會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等也都有質的差異。問題的重點在於，兩套制度文化及其次生文化由於高度異質化而難以相容且自是其是。
自“一國兩制”構想提出40年來，現實怎麼樣呢？香港和澳門這兩個殖民地已經分別在1997和1999年實現了回歸。澳門的情況好很多，而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圍繞著政改的分歧與博弈愈演愈烈，在身份認同方面出了相當的問題，創口不小，癒合不易，尤其是年輕世代，大多數出生在回歸祖國之後，本應享受著身為中國人的榮光，對祖國好處的感受與瞭解更勝於前輩，應該更加愛國才是，然而很多人走向“港獨”不歸路。其原因雖然不一而足，但“兩制”在内地與香港社會融合方面功能缺位、乏善可陳，不可不察。而台灣的情況則更加不容樂觀，在政治對立的氛圍下，“一國兩制”從來都沒有一個聲求氣應的輿論環境。
“一國兩制”在台灣長期“遇冷”的尷尬處境以及近年來香港出現的“港獨”問題一再提示我們一個道理，就是國家的統一，不單單是領土的復歸與一統，更主要的應該是精神層面的心靈契合，它是民族共同體最終的體現形式。國家統一，需要諸多“粘合劑”將破碎的部分重新粘連修復為一個整體。這些“粘合劑”比如“車同軌、書同文”，以及貨幣度量衡的統一，而所有這些“粘合劑”中最為強力有效的莫過於政治制度的駁接和一體化。
亨廷頓有一句名言，叫做“衝突是差異的產物”。眾所周知，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三地的差異性因素過多過大，中國不僅承受著實質分裂的現實，中華民族內部也在思想意識上（精神層面）存在巨大的鴻溝。差異性因素尤其是制度文化的差異，無疑是妨礙兩岸三地同胞心靈契合乃至於引發“齟齬”與“衝突”的主要原因。“一國兩制”為國家的統一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卻也因為旨在以制度的形式將既有的差異固定化長期化乃至於永久化，其“社會融合功能”的短板也暴露無遺。
香港和台灣的現實表明，即便是同一個民族內部，制度的割裂（“兩制”）必然會“反噬”國家的凝聚力（“一國”），“兩制”下的“一國”，如同前述，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迥異其趣，貨幣體系、法律體系各自獨立，尤其是各自擁有一套獨立的新聞體制、媒介生態及壁壘分明的輿論環境，甚至兩地網民（年輕人為主體）也因為有“牆”的存在而無法實現議題討論與情感交集衹有“翻牆”打架。一方刻意的信息封鎖與另一方惡意的汙名化炒作所造成的巨大化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兩地同胞心靈難以契合、誤會與不信任的根源。兩地的差異性如此驚人，甚至連我們用於表達思想和溝通情感與心靈的漢字也彼此有別、繁簡有差，文明素養也文野互見、聲氣難通。更加遺憾的是，兩地缺乏共同的集體記憶和共同的歷史記憶，影響所及，兩地同胞就缺乏了共通的心理基礎和維繫情感的紐帶，所謂“心相通”就難以實現。
由是觀之，不同的政治制度會沿著制度的邊牆製造出迥異其趣的政治文明，自然而然地也會製造和強化壁壘分明的文化認同。它雖然不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斷層線”，但卻因久拖數代而不決最終釀成相似的結果，俗話說“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國與國之間尚且如此，一國同胞之間更需要相親相通（心靈契合）。而反觀目前“兩種制度”，其實施的結果則衹會將分歧和差異固定化與永久化，其“社會融合功能”和“情感修復功能”的短板顯而易見，需要補強才能發揮其價值。
二、“一國兩制”構想應該賦予融合發展功能
由於“一國兩制”作為實現國家統一的主要方針和基本國策，一直以來，在大陸的涉台涉港研究中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木桶定律”告訴我們，一隻木桶能裝多少水，不取決於最高的木板有多高，而取決於最短的木板有多短。“一國兩制”構想可以解決國家形式上的統一問題，卻難於解決“統一”後兩地的“融合”問題。彌補短板，賦予“一國兩制”構想以“融合發展”的新功能十分必要。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全新而清晰的認知。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党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問題作過多次重要論述，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關鍵就在於不斷進行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及其辯證關係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於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永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理論創新不能無視問題，迴避矛盾，不能靠憑空想像、閉門造車，理論創新應當直面矛盾，需要由問題引領，從實際出發，這樣建築起來的理論大廈才有堅實的基礎，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一國兩制”構想誕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兩岸雖然政治分歧依然嚴重但都在積極追求未來中國的統一，剛剛從動亂中走出的中國大陸百廢待興，正式啟動改革開放進程，需要營造和平的國內國際環境。鄧小平針對當時的兩岸形勢，尤其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受到空前質疑的情況下，創造性地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有其鮮明的時代性。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力空前強盛，改革的成功帶來經濟繁榮，也帶來政治自信；與此同時，台灣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民主化轉型，本土意識崛起，“去中國化”橫行，“統獨”矛盾尖銳化，政治惡鬥造成社會停滯不前，頹勢難改，民心陷入空前焦慮。兩岸力量的天平已無可挽回地朝著有利於大陸的方向發生歷史性轉移。然而我們也必須要看到，中國大陸的發展成績雖然有目共睹，但制度的吸引力卻未能同向增強，大陸形象的改善也未敷預期，“一國兩制”構想亦未能有效打動更多的台灣民眾。
習總書記提出“融合發展”的新理念，為國家統一戰略賦予了豐富的精神內涵與發展動力，也為我們對台工作的開展指明了方向。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將“融合發展”的功能賦予其中是十分必要的。
三、關於“融合發展”的建議
蔡英文總統當局頑固堅持台獨思想，破壞兩岸和平基礎，不遺餘力地進行“去中國化”，遂行“親美抗中”、“以美制華”的策略，將兩岸一步步推到衝突的邊沿。美國特朗普政府亦把台灣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頻頻製造事端，台海形勢空前緊張。台灣問題必將與貿易戰、南海問題形成聯動，成為今後一個時期中美博弈的主要焦點，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認知和警覺。在硬實力博弈的同時，我們必須要在軟實力領域拿出足以對抗敵對勢力的有力武器，提出具吸引力的既符合台灣現實和利益同時也符合全體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儘可能多地贏得台灣民心。為此，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消除台灣民眾對統一前景的疑慮
台灣民眾經過不懈的鬥爭從威權社會走出來，已逐漸形成以“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為核心的社會共識，並創造了華人社會引以為傲的“民主成就”，對此應予肯定不可抹殺。毋庸諱言，這些價值觀已經內化為台灣人的精神體系和生活方式，並且對威權與專制深惡痛絕。台灣人民對統一後有疑慮，台灣方案裡一定要有相應的交代，以消除對前景的疑慮。
（二）探討未來中國中長期願景與藍圖的路線圖
長期的分裂是製造差異的誘因，而“差異”又是分裂的精神動因。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形同於在同一個民族內部築起一堵高牆，它不僅是政治壁壘、文化壁壘，同時還是民心壁壘。為此有必要以“求同化異”新思維取代“求同存異”的老思維，持之以恆地打穿這堵“制度隔離”的高牆。正因為“一國兩制”在社會融合功能方面的短板，為此有必要將“一國兩制”的過渡性質講清楚，明確“一國一制”的總目標，制定中長期發展願景和藍圖規劃以及實現藍圖的路線圖，穩步推進政治改革，努力達到取長補短和“制度互鑒互融”的良好社會效果，甚至可以研究、借鑒和完善“國統綱領”中所表達的合理精神與合理構想，化育出一個能夠照顧各方利益兼顧各地特色同時又符合中華民族長遠目標的國家制度統一方案。這必將在統一融合的進程中釋放出無窮的能量和驅動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7月號，總第2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