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手到“敵人”：歐洲發生了哪些變化？
一是歐洲在安全利益上的分裂。美國軍事基地從“老歐洲”向“新歐洲”前移，縮減武裝力量，關閉軍事設施，不僅有擠壓俄羅斯的動力，也有原歐洲盟友的壓力。一方面，蘇聯解體後，英、法、德、意等老牌歐洲強國安全壓力驟減。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常被視為獨立運作的“軍事特區”和“國中之國”，民事上不屬於所在國管轄，經濟上又需要所在國分擔，逐漸引起這些老牌強國的不滿。如果說上世紀60年代，駐扎在聯邦德國的25萬美軍和軍事基地帶給德國的曾是眾多服務、建築等就業機會，今天便是負擔。慕安會上，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勸說在烏克蘭和敘利亞更需要對話與合作。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也表示不能將因烏克蘭危機推出的制裁與俄羅斯敘利亞政策混為一談。《衛報》專欄作家謝默斯·米爾恩質疑，美國在英國駐軍，非但沒有保護英國，反而“綁架”了英國的安全，使英國陷於危險之地。另一方面，則是前華約國家投身北約後，對於俄羅斯現實威脅的恐懼。冷戰時蘇聯對於東歐高壓控制的記憶尚未遺忘，克里米亞又給這些國家當頭一棒，加上國內很多勢力與俄羅斯牽扯不斷，這些國家的安全威脅反而隨冷戰結束而加強。
二是歐美在地緣利益上的差異。安全利益上的分裂必然導致在經濟利益上差異。軍事基地部署國具有地緣政治而不是地緣經濟利益，其核心要素是地區主導權、軍事安全利益和零和博弈。與地緣經濟利益的包容性不同，地緣政治利益更具有排他性。美俄經濟聯繫不強，美國擔心俄羅斯的軍事潛力和政治影響力。而老歐洲如法德則對俄羅斯的能源資源有大量需求，同時俄羅斯也歡迎歐洲強國的投資和工業技術。中、東歐較為單一的民族國家則是更關注本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安全利益。美國深入歐亞大陸，在所謂“心臟地帶”部署軍事基地，利用北約阻隔俄羅斯與歐洲大國的聯繫，最終目標還是遏制歐亞大陸邊緣國家的崛起，保持美國政治仲裁者的地位。
三是俄羅斯國內經濟低迷影響俄美外交決策。當俄羅斯經濟利好時，俄美關係反而更趨於理性互動，而當俄羅斯遭受經濟危機，俄美態度反而愈發強硬。羅伯特·卡普蘭在《外交》撰文稱，俄羅斯攪動烏克蘭和敘利亞風雲，正是因為國內的不安全性。上世紀80年代遭遇經濟危機時，戈爾巴喬夫轉向政治體系改革，結果導致國內的無政府狀態和俄羅斯帝國傾覆。普京吸取教訓，決定走向反面，保持政治體制的封閉，將民眾的注意力吸引到在周邊地區展示俄羅斯權力上。在美國看來，因為國內危機，俄羅斯的外交行為更加危險和難以預測。而對於普京政府來說，“祖國保衛者”的形象深入人心，新任期的普京政府在處理克里米亞問題後支持率達到頂峰。幾乎是在戰火中成長的俄羅斯民族並不畏懼外在威脅。加上俄羅斯屬於福利國家，儘管經濟不景氣，俄羅斯民眾購買力並未受到過大影響，使得民眾理解和支持本屆政府強硬的對外政策，在敘利亞的戰鬥尤其激起俄羅斯年輕一代“祖國保衛者”的民族意識和激情。（來源：中國軍網 作者：趙博文——單位：國防科技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