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忠表示，目前財務造假犯罪形成以上市公司為核心，中介組織與上下游關聯企業互相配合的“生態圈”。《解答》明確對造假上市公司和專門為財務造假提供“一條龍”服務的單位、個人從嚴打擊，讓造假者罪無可逃，打破造假“生態圈”。
《解答》充分發揮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升檔法定刑的震懾作用。其中明確“情節特別嚴重”升檔情節的把握標準，強調財務造假犯罪行為往往同時符合幾種追訴標準，應當依法全部查明，全面評價犯罪情節和危害後果。
此外，對中介組織及其人員參與造假行為構成數罪的，從一重罪處罰。《解答》明確中介組織及其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嚴重的，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責任，其同時參與財務造假行為成立財務造假犯罪共犯的，應當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新認為，《解答》的出台，回應了司法操作中長期存在的難點和盲區，有利於震懾打擊財務造假犯罪。《解答》明確對於欺詐發行證券後，在持續經營階段又實施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的，以及為欺詐發行證券向金融監管單位或人員行賄，又構成行賄犯罪的，均數罪並罰。同時，全鏈條打擊財務造假除了直接打擊造假者之外，還要壓實“看門人”責任，依法嚴懲中介機構等“幫凶”或者“第三者”。例如，參與財務造假的中介機構主要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及相關責任人員，今年上半年，證券執法部門對履職不到位的中介機構從業人員採取市場禁入措施6人次，這都是在警示相關責任人應勤勉盡責。
保護投資者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高度重視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強調“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強化上市公司監管和退市制度”“健全投資者保護機制”。
最高檢駐中國證監會檢察室副主任、經濟犯罪檢察廳主辦檢察官羅曦表示，我國證券法設置“信息披露”專章，明確發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應當及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在披露信息時，應當真實、準確、完整，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同時，法律加大了對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在內的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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