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白居易《法曲歌》雲：“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幹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與政通。一從胡曲相參錯，不辨興衰與哀樂。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交相侵。”在白居易看來，胡樂摻入華音，會直接威脅到華夏政治興盛，因而呼籲朝廷一定要正華音，清夷聲，絕不能讓胡樂侵襲到華夏之音。此詩中有自注雲：“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諸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明年冬，而安祿山反也。”可見，他甚至將安史之亂與樂府表演胡部新聲聯繫了起來。
這一看法並不限於白居易一人，而是唐人的普遍認識。開元年間，胡部樂曲升堂演奏，到天寶年間，樂曲多以邊地名，如《涼州》《伊州》《甘州》等，這些樂曲多為邊將進獻。《開天傳信記》就記載了精通音律的寧王根據五音特點聽出了新曲《涼州》的異常，認為是“播越之禍，悖逼之患”的征兆。儘管音樂與政治本無關聯，但審音知政在儒家理論中向來備受重視，而音樂與政治治亂的關係，又往往在政治衰亂之際被強化揭出。寧王的觀點事後確實因為安史之亂的爆發得到了佐證，雖然這樣的觀點在如今看來不免無稽，但是卻也反映了唐人對胡樂新聲與國運衰敗之間關係的認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