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還闡述了一些樂府學知識。其在《樂府古題序》中對樂府詩的入樂情況作了區分，將樂府詩的辭樂關係分為兩種：一種是“因聲以度詞”。即所謂的“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具體包括“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個詩題標記。一種是“選詞以配樂”。即所謂“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具體包括“詩、行、咏、吟、題、怨、嘆、章、篇”九個詩題標記。這是繼沈約之後，曲學家之前，對樂府詩辭樂關係最清晰的表述。“因聲以度詞”也自此成為一個關鍵概念，被後世用來揭示詞體起源。
元稹指出文人編撰的《樂錄》存在不當之處。如其《樂府古題序》雲：“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元稹所說《樂錄》當為《歌錄》。《樂錄》與《歌錄》有別，前者記錄樂府表演活動，後者記錄樂府歌辭。元稹認為不應把那些不入樂的詩編入《歌錄》。這一看法過於絕對，需要具體分析。宋代以前凡稱樂府者，必與朝廷禮樂機構有關：或是朝廷禮樂機構曾經表演的歌辭，或是朝廷禮樂機構正在表演的歌辭，或是希望成為朝廷禮樂機構表演的歌辭。據此而論，元稹的說法，就將大量樂府詩排斥在樂府《歌錄》以外。更何況，前人將元稹提及的《木蘭》《仲卿》等詩收入《歌錄》，必定有所依憑，並非隨意收錄。且郭茂倩在編撰《樂府詩集》時曾看到過元稹《樂府古題序》，但仍然收錄了《木蘭詩》《焦仲卿妻》等詩，這說明元稹這一觀點並未得到廣泛認同，最起碼郭茂倩並不認可。
元稹修正了“樂府肇於漢魏”的說法。《樂府古題序》雲：“劉補闕雲：‘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牧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劉補闕具體情況不詳，其所雲“樂府肇於漢魏”是就樂府總體狀況而言，樂府詩中確有部分琴曲歌辭和雜歌謠辭出自先秦，但這不能改變絕大部分樂府詩產生於漢代這一基本事實。《樂府古題序》雲：“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指出了前人寫作古題偶爾也會背離本事，這有助於人們瞭解擬作古樂府的一些實際情況。
三
元、白新樂府辭中也涉及一些樂府學知識，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倡導古樂、反對俗樂的觀點。如元稹《華原磬》雲：“泗濱浮石裁為磬，古樂疏音少人聽。……華原軟石易追琢，高下隨人無《雅》《鄭》。棄舊美新由樂胥，自此黃鐘不能競。玄宗愛樂愛新樂，梨園弟子承恩橫。……何時得向筍簴懸？為君一吼君心醒。願君每聽念封疆，不遣豺狼剿人命。”從詩中可以看出盛唐時古樂日漸凋零、俗樂備受歡迎的狀況，而詩末四句也表明元稹對此持反對意見。白居易《五弦彈》也表達了相同觀點，詩序雲：“惡鄭之奪雅也。”詩中進一步闡述這一主旨雲：“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嘆，曲澹節稀聲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氣，聽之不覺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弦人不撫。”古樂有很多優點，音調舒緩，曲淡節稀，一唱三嘆，能令人心境平和，怎奈重今賤古是當下人之常情，古樂已無人演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