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不僅輸送出絲綢、茶葉等諸多的中國物產，同時亞洲西部地區的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並與中國的風俗習慣不斷交融。漢代以前，中國人習慣席地坐臥，褥墊下鋪席，因此對應的家具以低制式為主，座位前放置比較低矮的幾案。而西亞地區自古有使用桌椅凳之類高制式家具的傳統，這在亞述浮雕和古波斯浮雕中有突出反映。兩漢至南北朝時期，西亞地區慣用的桌椅凳等高制式家具沿絲綢之路逐漸傳至中國，中國人席地坐臥的習慣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不過有趣的是，現在西亞地區的人普遍習慣席地坐臥，不知是不是中國傳統的席地坐臥習慣也反向傳播到了西亞地區，目前學界對此尚無討論。
東漢末年，中原大亂，儒家禮樂崩壞，西北胡樂東來。繼之，魏晉南北朝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大融合時期：一方面，西北少數民族仰慕中原儒家文化，學習詩書禮儀，向往儒化；另一方面，中原民族也接納和喜愛西北少數民族的舞樂服飾，希望擺脫儒家禮儀的束縛。《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通典》卷142記載，自北魏宣武帝（500—515年在位）開始，琵琶、箜篌等胡樂“鏗鏘鏜鎝……洪心駭耳”，逐漸進入宮廷並成為宮廷音樂的主流，“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琴瑟古箏類的華夏絲樂不再獨領風騷。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西亞傳入的箜篌、琵琶、嗩呐等樂器引領風潮，並最終演變為中國民樂樂器。這次故宮的展覽中，有一件名為“樂舞仕女圖銀鉢”的銀器頗為引人注目，它出自伊朗馬贊達蘭省，屬於公元6至7世紀的器物。銀鉢外壁上的浮雕是樂伎們在演奏不同的樂器，有琵琶、笛子、長響板、風笛，這些樂器悉數傳入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民樂樂器的一部分。
2、絲綢與繪畫
波斯在薩珊王朝（224—651年）初期獲得中國的絲綢生產技術之後，也發展起了自己的絲織業。北朝至隋唐時期，波斯生產的織物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國。位於中國新疆吐魯番市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了大量被稱為“波斯錦”的絲織物。在吸納波斯風格特別是連珠紋裝飾的基礎上，中國工匠設計出符合中國本土審美的新式紋樣。波斯織錦所用的緯線起花工藝從北朝起在我國開始普及，唐代以後，來自西亞的斜紋緯錦取代了中國傳統的經錦，成為我國提花織物的主流產品。因此，絲綢生產技術沿著絲綢之路來回傳播，相互促進，充分體現了文明因互鑒而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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