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動因
中美在香港議題上的主要矛盾是中國政府在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核心利益和“一國兩制”的實踐與美國試圖以在香港構建自由、民主、人權為由實現“以港遏中”目的之間的矛盾。中美在香港問題上是主權與霸權的兩種秩序分野、善治與霸道的兩種治理結構、融合與霸凌的兩種發展格局的博弈邏輯。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首先，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建立於美國對華戰略認知和定位基本穩固的基礎上，拜登政府將涉港政策納入其對華戰略博弈的大框架內。其次，與特朗普時期不同，拜登政府對華決策團隊有明顯的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色彩，價值觀外交成為其應對涉港問題的主要特徵。再次，由於《香港國安法》和《反外國制裁法》的成功制定和執行，美國企圖干預香港問題的難度大大增加。拜登政府涉港戰略意圖和其戰略能力之間存在落差。
第一，中美戰略博弈：“香港牌”之於拜登對華戰略博弈的意義。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根本目的在於將香港作為制衡中國的工具和棋子。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將香港納入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將香港內部事務包裝成“人權”議題，指責中國政府破壞“自由”“民主”，強化對華意識形態攻勢，突出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拜登政府在干預、介入香港事務上既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和方式，又採取了一些不同於特朗普政府打“香港牌”的方式和動作。
拜登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涉華部分有兩個新提法，即“競贏中國”（Out-Competing China）戰略和未來十年是中美競爭“決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⑪其中借助香港施壓、遏制中國是美國所謂”競贏中國“的重要憑藉。一方面，在歷經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和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後，全國人大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憲制地位，有利於維護香港居民民主權利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⑫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美國也因其國安法的實施以及“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導致其在港代理人深受打擊，難以繼續為美國利益服務。美國不願看到在所謂“民主對抗威權”下，中國在香港的實踐贏得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為此，美國聯動盟友持續藉由“人權”、“民主”等價值觀抨擊指責香港事務，矛頭直指香港國安法和“一國兩制”，企圖塑造國際社會輿論。另一方面，相較於打“台灣牌”，拜登政府頻打“香港牌”的風險較低、烈度不高卻同樣釋放對華負面信號。在阻撓中美關係緩和走勢時，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派便企圖通過炒作香港議題釋放信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