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對於強權，我們會發覺，台灣對於強權的認知夠不夠？瞭解不夠的話，判斷就容易有失誤，包括政策選擇在內。可是要怎麼樣去認知呢？總不能全部上網查，你一定要有直接的戰略情蒐，通俗的講叫做溝通交流。若不瞭解就容易判斷錯誤，完全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們現在已經很擔心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生，兩年半畢業，問題是疫情三年，他們的碩士論文完全沒有田野調查，完全不認識任何一個中國大陸的人，也沒有大陸的朋友，所有資料都是老師、書本或網路上的，所寫出來的中國大陸的，不管是哪一種政策分析，到底扎實在哪裡，今天我們在座的人是因為我們都有跑大陸的經驗，所以可以根據直接的一手的資訊，或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訊，去做分析跟判斷，而年輕世代未必有。
我很討厭講什麼“親美和中”，台灣從蔣中正到如今，我們如果沒有美國的戰略杠桿，老早就掛了，這是事實，誰當總統都一樣，你敢不接美國電話？就這麼簡單。所以不需要去指責別人親不親美。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跟另外一個強權，能夠對他有更好的認知，從而獲得保存台灣最佳利益的判斷。換一句話說就是國家安全智囊，必須要有接觸面，不然的話就容易判斷錯誤。
如果我們通通堅壁清野築高牆，然後斷絕溝通，然後弱化瞭解，這對彼此之間的利益，到底好不好？美國也發生同樣的問題，美國因為擔心國安，所以很多富於與中國大陸交往經驗的人，反而變成了安全單位比較在意的人士，或者是知識分子想要做比較持平的判斷，或者是分析的時候，導致了他自己在工作上政治上受到干擾。在台灣的現象更明顯，我衹要是在YouTube直播，罵我舔美派的人多了，小粉紅全來了。所以我倒不擔心我們現在，我比較擔心的是正常世代交替以後的下一批決策者身邊的顧問群中，對於對手到底瞭解多少，不要講大陸，美國也一樣。
我一直講，對兩強，台灣都要去周旋。我們今天跟美國談TIFA多難，我第一次聽到TIFA是33歲的時候，在駐美代表處，因為政治組負責國際組織，所以一定會碰到這種經貿談判。我第一次見到蔡英文總統，就是當時國安會諮詢委員蔡英文總統在跟美國談，GATT+ WTO的那個時候，但外交部說雖然是由經濟部主導，外交部自己也要派員瞭解，就把我派去坐在台灣這一方擔任記錄。我們情緒上面其實不需要理性的選擇，站在更自由民主一邊，全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是這個想法，因為它跟我們的理念、思想、生活方式都很接近，可是並不代表他們很好對付，也都是周旋，而且很難談。對台軍售，我們幾乎是賣方市場，不好交涉，我們要的東西別人不給，我們買一個長矛，他鋸掉30%然後賣給你，因為美國怕長矛會戳到大陸，所以它鋸掉30%讓你可以揮，但是怎麼揮都刺不到對岸，或者是其他的考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