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基建投資的回報要算綜合賬，能否突破專項債監管的核心要求，即所對接項目的現金流能夠覆蓋還本付息，尚有待觀察。基建項目具有正的外部性，它產生的全部價值並不能完全體現在項目的現金流回報上，外部性正是基建投資需由政府主導的原因所在。從募集說明書來看，近年專項債投向基建的比例都在七成左右，但由於缺少現金流回報符合要求的項目，專項債資金趴在賬上的例子並不少見。
與以往相比，本次會議的一個特點是，強調重視基建投資的綜合賬。一方面，指出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安全效益相統一；另一方面，強調要注重效益，既要算經濟賬，又要算綜合賬，提高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綜合效益。與經濟效益相比，基建項目創造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安全效益等，更難科學估算，估算時的主觀性也更高。
若政策突破專項債監管的核心要求──收益自求平衡，將收益考核從單純的現金流回報拓寬至綜合收益，則專項債對基建投資的支持有望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觀察後續政策是否會這樣調整。
再次，2018年後國內PPP模式進入平穩增長期，要更好支持基建投資，需要相關制度的完善。2014年10月，《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中，提出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模式開始在國內快速發展。但一些問題也開始顯現，比如地方政府借道PPP項目違規舉債、明股實債項目中地方政府不能支付承諾的收益等。2017年7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布《關於加強中央企業PPP業務風險管控的通知》，對央企參與PPP業務，嚴格准入條件、嚴格規模控制、嚴肅追求責任。2018年年初開始，國內PPP項目總投資額增長緩慢。
筆者認為，與公募REITs（基礎設施信托投資基金）一樣，PPP模式有助於盤活存量基建投資，進而為地方政府投資新的基建項目貢獻資金。鑒於PPP項目實施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央企國企參與面臨的政策約束，以及民企作為社會資本方的積極性較弱，PPP模式更好支持基建投資，還需要完善政策、加強引導，同時，也需要時間。
最後，關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監管是否會適度鬆動。基建投資雖由政府主導，但真正來源於財政的資金，長期占比不足兩成，另外八成配套資金主要靠融資平台和項目公司籌集。2017年7月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追責，倒查責任”，地方政府為基建配套融資的動力變得不足。這體現在數據上就是，基建投資資金來源除財政的部分，2017年是歷史高點，為12.6萬億元，而即使在穩增長壓力較大的2020年，也未能恢復到2017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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