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日電／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肩負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責任。這就必然要求國有企業順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進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特點、路徑與政策選擇》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基於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的理論邏輯，討論了分類改革下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邏輯、路徑和政策選擇，利用上市國有企業的數據，分析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影響和驅動力量，最後為國有企業未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建議。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應考慮分類分層推進
報告認為，國有企業率先推動數字化轉型，是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順應數字經濟時代、建設數字中國的必然要求，也是作為政治和經濟功能的混合體在新發展階段承擔特定使命、發揮特有優勢的具體體現。一方面，國有企業肩負著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構成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推進數字化方面擁有充足持續的內外部資源和多層次全流程的核心能力，為國有企業數字化提供了基礎保障和動力來源。同時，當前國有企業數字化仍面臨新基建規劃不成熟、數字化過程長期而艱巨、國有企業組織架構複雜等諸多共性和個性的問題。因此，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推進依然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寬領域、多維度特征，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應該考慮分類分層數字化轉型戰略：從分類的視角，商業一類、二類國企的數字化注重經濟效益和高質量發展，公益類國企則注重提升公共物品的質量和效率；從分層的視角，集團層面應加強數字化戰略頂層設計，子公司應推進數字化管理與業務經營管理相結合，分公司或三級公司則需要完成數字化轉型的落地工作。具體而言，橫向視角，企業需要根據商業一類、商業二類、公益類等不同目標，實施“差異化-數字化”轉型戰略：
商業一類企業應當以市場需求為中心，促進數字化技術與業務運營相融合，通過數字化轉型增強企業市場活力，引領競爭性行業高效率發展；商業二類企業應當聚焦主業主責，推動數字化與技術研發、智能製造相結合，推動戰略性產業轉型升級；公益類企業應當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協同推進數字化轉型，全力支撐和服務社會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
縱向視角，國有企業應該從集團層面、子公司層面和分公司、三級公司層面進行三級聯動的數字化轉型：集團企業應高屋建瓴，將數字化作為一把手工程，協調各層級部門統籌推進數字化轉型，如建立智慧管理平台、建數字化生態體系等，促進集團資金、物資、人力資源、數據等各生產要素的高效流轉，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數據貫通、業務協同；各個子公司應當在集團數字化戰略的指引下，結合其細分行業和具體業務特征，推進精細化管理，積極創新發展商業模式、提高經營效率；公司或三級公司，應當加強產品生產或服務過程數據動態采集，積極引進基層數字化人才，加強基層數據智能分析和技術開發能力，推動基礎數字技術設施建設，並反饋到集團數據中心，反向推動總體戰略規劃的完善。
基於文本分析方法，報告利用上市公司數據，刻畫了國有企業數字化的現狀、特點和發展趨勢。通過對2010年-2018年上市公司A股製造業518家國有企業的年報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從2010年起，隨著時間變化，數字化轉型的國有企業的數量不斷攀升，且在研發環節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國有企業占比最高。第二，各個行業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和路徑呈現出差異化特征，製造業由於涉及領域廣泛而表現得格外明顯，鋼鐵製造業和運輸設備製造業這類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數字化轉型積極，輕工業則緊跟其後。第三，東部地區呈現出起步早、發展快的特征，中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雖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發展情況較好，西部地區的部分自治區樣本過少，但仍有貴州、重慶等省市表現亮眼，且數字化轉型與當地政策緊密相關。第四，規模較大的一批國企在數字化轉型上更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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