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采用“制度霸權”的方式，與美式民主有關。換言之，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源於美國政治價值觀、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對美國外交的影響。很難想象一個國內沒有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共和制度的霸權國會采取“制度霸權”的方式。歷史上的其他霸權國基本上都沒有采取這一霸權方式。美國霸權一定程度上表現爲“制度霸權”，顯然有其國內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做基礎。美國對其國內政治秩序獨特的自我理解，對美國領導人和公民如何考慮國際政治秩序是有影響的。〔17〕受國內自由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影響，美國在建立、維護霸權和對外交往時不再照搬傳統霸權國的武力治理方式，而是藉鑒其國內民主制度，儘量采用國際規則、制度、規範，與盟國進行民主協商，有時也通過聯合國處理國際問題。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及反殖民帝國主義的外交傳統使它總體上拒絕傳統霸權的帝國治理模式，或者說美式民主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式“民主外交”的國際制度基礎。“美國是較早的成文憲法制國家，其長期的憲政主義政治思想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著深刻的影響。”〔18〕“這種政治影響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十分重視國際組織及有形與無形的國際規範與機制。”〔19〕
四、“美國制度霸權論”的膚淺與“美國民主霸權論”的謬誤
由上可知：沒有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根基與動因，就沒有其擴展美式民主的目標使命和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而美式民主的制度方式根本上服務於美式民主擴展的目標使命。換言之，美式“民主外交”根基於美式民主這一本質特徵從根本上決定了其目標特徵和方式特徵，三者構成美式“民主外交”的特徵體系。因此，認識美式“民主外交”，必須透過其方式特徵這個外在形式，認識其本質特徵和目標特徵及其危害。若祗強調其方式特徵，就會相對忽視它根基於、服務於美式民主這一本質特徵和它致力於擴展美式民主這一目標特徵及其危害，以致陷入美國對外戰略的制度陷阱。長期以來，在美國政治精英和學者的曲解和美化之下，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制度方式具有頗大迷惑性，成爲美國霸權軟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而直接源於其方式特徵的“美國制度霸權論”自然具有一定迷惑作用。
但是，無論美國的“制度霸權”多麼具有“合法性”、多麼吸引人，它總歸是美式“民主外交”的形式和實現其基本目標（即擴展美式民主）乃至根本目標（即維護美國霸權）的一種手段與方式，無法改變其霸權實質。而且，正如以事物的非本質屬性給該事物定性是對其誤解一樣，以民主制度性這一美式“民主外交”的非本質屬性給它定性當然是錯誤的。由此可見“制度霸權”論之膚淺。
伊肯伯里認爲，美國民主決定了美國霸權的民主性質，它是國際關係史上絕無僅有的“民主霸權”，稱其爲造福於世界的“民主和開放的霸權”。〔20〕他認爲，美國霸權是“一個模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界限的延伸性體制”，即美國民主體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對外關係中尤其是在與其歐洲盟國打交道時搞民主，通過制度彼此約束。〔21〕他把美國霸權定性爲“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稱之爲“自由利維坦”（Liberal Leviathan），認爲二戰後美國把其超群的國際權力與自由主義國際規則結合，構建了史無前例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22〕這就是所謂“美國民主霸權論”。
雖然美式民主從上述三個維度深刻影響美式“民主外交”，但其影響絕非是把美式民主的游戲規則照搬到美國外交中，因此不能得出“美國霸權是民主霸權”的結論。事實上，以美式“民主外交”的上述三大美式民主特徵推導出“美國民主霸權論”，存在三重謬誤。
第一，從概念本身看，“美國民主霸權論”在邏輯上自相矛盾。矛盾律告訴我們，在同一思維過程中或在同一論述層次上，不可使用兩個含義完全相反的概念對同一對象或事物作出判斷。如不能說“某某是君子和小人”。在國際關係或外交中，霸權與民主根本對立，不共戴天。霸權是國際體系中的一種主導權、支配權，意味著霸權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的不平等，其本質違反國際關係民主化，而國際關係中的民主意味著無霸權，國際關係民主化就是要去霸權主義化。就美國與其霸權體系內別國關係而言，“霸權”表明它們之間是主導與追隨、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係，而“民主”意味著它與別國平等相處，兩者無法共存。雖然民主與霸權在美國自身獨特地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兩者的結合屬於內外層次的結合（對內民主與對外稱霸），不是也不可能在美國對外關係中結合在一起。事實上，似是而非的“美國民主霸權論”有意無意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把美國的國內“民主”偷換成基本上不存在的美國對外關係中的所謂“民主”。因此，說美國霸權是“民主霸權”，就如說某人是“好壞人”一樣不合邏輯。
第二，作爲美式“民主外交”之國內政治基礎和指導原則的美式民主，決定了其美式民主的擴展目標。這一目標使得美國經常違反國家主權平等和內政不容干涉的現代國際法基本原則，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強加給別國，從而給國際關係造成嚴重消極影響，給地區穩定、國際安全和世界和平造成危害。美國努力實現美式民主擴展這一目標，在它看來是造福全世界的高尚追求和善舉，但是實際上是要求甚至強迫它眼中的“非民主國家”違背國情地實施美式民主，這在國際關係中恰恰是不民主。爲了成爲世界領袖，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夕一邊構建基於大國合作但具有自由國際主義特徵的以聯合國爲中心的國際政治與安全制度體系和人權保護規範，一邊構建基於自由市場主義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力圖打造以自己爲中心的戰後世界新秩序。而在戰後美蘇分道揚鑣和東西方冷戰開始後，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身份領導整個西方世界全面遏制和極力演變社會主義陣營，在社會主義陣營外構建起史無前例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伊肯伯里自己認爲這是以美國爲中心的具有自由主義特徵的新型等級體系，〔23〕或者說是“建立在美國實力支配地位和自由主義治理原則基礎上的等級性秩序”〔24〕。既然是等級體系和秩序，成員間當然不平等，也就談不上民主。事實上，美國在通過聯合國操控國際政治與安全事務和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全球性國際經濟制度主導世界經濟貿易的同時，通過北約、美洲國家組織、美日同盟等地區性多邊國際制度和雙邊制度安排，與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許多國家結成多個多邊和雙邊政治、安全共同體，長期充當非社會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領袖和安全保衛者，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謀取了十分巨大的霸權利益。雖然美國與盟國實行一定的民主協商，但美國遠非與其勢力範圍內的其他國家平等相處。至於對其霸權控制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曾長期采取完全不民主的全面敵對方式和隱蔽滲透方式。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以世界領袖自居，仍在千方百計謀取霸權利益，更沒有真正與別國平等相待。此外，民主的要義是重大決策由多數決定，但美國經常違背多數國家的主張、意願和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不經聯合國授權發動大多數國家反對的伊拉克戰爭。
第三，雖然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制度方式體現了美式民主對美式“民主外交”的積極影響，但由此推導出美國霸權是“民主霸權”的理論觀點是錯誤的。即使美式“民主外交”的美式民主制度方式特徵顯示出一定的“民主性”，那也不過是成本較低的現代霸權治理形式，本質上仍是爲美國構建、維護霸權地位和獲取不公正霸權利益服務的。以手段或方式的文明進步性爲目的的非公正性辯護，不合正義原則，從根本上講站不住腳。霸權即便是基於民主政體建立起來，即使有時采用民主協商方式，仍然改變不了霸權的本質，它“在本質上仍是獨斷專行的”。〔25〕伊肯伯里在這裡的錯誤是把事物的特徵等同於其性質（特徵是反映事物特點的標志，而性質指事物的根本屬性），把事物的表象和形式當作其本質內涵。
五、結論
美式“民主外交”具有三大美式民主特徵：根基於美式民主是本質特徵，擴展美式民主是目標特徵，藉鑒美式民主制度是方式特徵。這三者共同構成美式“民主外交”的“三位一體”的美式民主特徵體系：本質特徵決定了目標特徵和方式特徵，目標特徵體現本質特徵并影響方式特徵，方式特徵服務於目標特徵并美化本質特徵。美式“民主外交”的民主特徵體系反映了它在根基與動因、目標與使命、方式與手段三個維度都深受美式民主的影響。祗強調美式“民主外交”的方式特徵的所謂“美國制度霸權論”是膚淺的。而概念上自相矛盾的所謂“美國民主霸權論”認爲美式民主決定了美國霸權的民主性質，即美國霸權是“民主霸權”，這是對美式“民主外交”實質的誤讀和刻意美化。
注釋：
〔1〕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2〕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7.
〔3〕[美]威廉·霍姆多夫：《誰統治美國：權力、政治和社會變遷》，呂鵬、聞翔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12頁。
〔4〕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5〕Stephen E. Ambros,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Baltimore, 1971,p.19.
〔6〕轉引自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8月第一版，第361頁。
〔7〕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 "Enduring Principles in an Era of Constant Change", September 20, 1997,Statement before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October 1997, pp7-8.
〔8〕President George W. Bush ,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20 January 2005.
〔9〕同上。參見Thomas Carothers, U.S. Democracy Promotion During and After Bush,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pp.3-4.
〔10〕【美】喬治·沃克·布什：《抉擇時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58頁。
〔11〕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Liberties,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5. Freedom Review,Jan/Feb,1996.參見劉建華：《美國跨國公司與“民主促進”：一種國家—市場—社會關係分析視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81—82頁。
〔12〕Samuel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p.40.
〔13〕Larry Diamond, "Universal Democracy?" , Pollicy Review, June/July 2003, p.7.
〔14〕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4頁。
〔15〕G. John Ikenberry ,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 Survival ,Vol.43 , No.4 , Winter 2001-2002 ,pp.19-34. 轉引自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16〕[美]約翰·伊肯伯里：《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機和轉型》，趙明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258-259頁。
〔17〕同上，第279頁。
〔18〕金燦榮：《美國外交的國內政治制約及其在後冷戰時期的特點》，牛軍：《克林頓治下的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99頁。
〔19〕王緝思：《冷戰後美國的世界地位與外交政策》，牛軍：《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第33頁。
〔20〕[美]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世界秩序重建》,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87—193頁。
〔21〕[美]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第187-193頁。
〔22〕John G.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23〕[美]約翰·伊肯伯里：《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機和轉型》，趙明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141-184頁。
〔24〕同上，第6頁。
〔25〕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9月號，總第28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