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是和合文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理念。它同時在喚醒各種文化初心——各種傳統文化裡，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佛教有共業思想、伊斯蘭教有人類皆兄弟的聖訓……正所謂世界是通的，這些都可視作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共識基礎。但是，各種宗教、文明的共同體思想幾乎都是同質性的，無法包容異類；其大部分形成於奴隸制或小農經濟、農牧經濟時代，無法適應工業-信息文明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將萬物互聯時代的各國傳統文化予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只是中華文明天下大同思想的全球化，而且通各國文化之約、集世界傳統之大成，從單一文化拓展到不同文化，不只是空間叠加，而是集約，並且將“和而不同”理念拓展到了追求人類共同價值高度。
英國歷史學家、《歷史研究》作者湯因比早有預言，“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一起來了。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是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面向21世紀”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圍繞著“21世紀的挑戰和希望”議題展開討論，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是：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汲取25個世紀之前的儒家先賢之智慧。
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答好21世紀的“張載命題”
“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是敵視對立還是相互尊重？是封閉脫鈎還是開放合作？是零和博弈還是互利共贏？選擇就在我們手中，責任就在我們肩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提出：“各國歷史、文化、制度、發展水平不盡相同，但各國人民都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我們要本著對人類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態度，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倡導者，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價值實現路徑的探索，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去。”
當今世界進入萬物互聯時代，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更加密切。國際社會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團結。7月20日，日本東京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38次全會投票表決，同意在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之後，加入“更團結（together）”，這與天安門城樓的“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十分契合。“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面對共同挑戰，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近代以來，沒有哪個倡議能像“一帶一路”那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吸引到如此多國家參與，能引起如此廣泛的國際反響。涵括“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國際意義，可以說承載著21世紀的“張載命題”：
——為天地立心，就是激活“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開創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探尋21世紀人類共同價值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生民立命，就是鼓勵各國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中國夢與各國夢融通，共同成就世界夢。
——為往聖繼絕學，就是實現人類永續發展，各種文明、發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與共，開創中華文明與各種文明共同復興的美好前景。
——為萬世開太平，就是推動人類的公平正義事業，締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實現全球化時代的“天下大同”。
“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思想正是互聯互通，將世界功能性連在一起，因為人類命運早已緊密相連，主動謀劃命運共同體而非被動地休戚與共，這就是“一帶一路”的初衷。“一帶一路”建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通過沿線國家的“合唱”，開創共同發展的光明未來。
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價值指向，更是一種現實選擇、迫切呼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宣示：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其更長遠的意義則是告別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觀的虛偽，追求人類共同價值觀。正如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重要講話所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著眼於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推動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視角，樹立人類整體觀；超越國際秩序和意識形態差異，尋求人類最大公約數，推動塑造新型國際關係，倡導和平發展、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
正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9月27日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所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繼承人類社會發展優秀成果，揭示了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和人類命運緊密相連的客觀規律，反映了中外優秀文化和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找到了人類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倡導每個國家必須遵循統一的價值標準，不是推進一種或少數文明的單方主張，也不是謀求在全球範圍內建設統一的行為體，更不是一種制度替代另一種制度、一種文明替代另一種文明，而是主張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活動中目標一致、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從而促進人類社會整體發展。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研究平台研究員，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