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製造業占比在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份額變化，是技術變遷以及全球地緣政治態勢變化等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信息通信技術革命的興起，直接推動了工廠全球化的發展，使製造業可以實現環節的空間拆解，從而使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能夠快速融入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這是全球製造業“南升北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全球製造業份額“南升北降”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如下事實：
第一，世界銀行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高收入國家仍貢獻了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國。以美國為例，美國每年生產並運輸超過12萬億磅的實體商品，其出口的70%左右是以製造業成品的形式完成的。與之相比，低收入國家在全球製造業就業中所占的份額高於他們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額。
第二，發展中國家的“過早去工業化”（即服務業占比提高而製造業占比下降）在某種意義上並非刻意為之，這是勞動密集型和加工貿易型製造業附加值與就業吸納能力同時下降的綜合結果。隨著工業生產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優勢大大弱化，使其難以獲得更多製造業份額，這是2010年後許多發達國家製造業份額開始止跌回穩甚至開始上升，而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製造業份額開始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發達國家的製造業份額下降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發達國家的製造企業將其服務環節剝離從而增大了服務業的份額，傳統統計方式無法體現數字經濟時代服務業和製造業的依存關係等，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發達國家製造業的“衰減”。知名智庫曼哈頓研究所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許多被稱為“服務”的工作和經濟活動實際上是“工業”的一部分。在製造業所涉及的經濟和勞動活動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占20%～50%）按當前的統計口徑被納入了“服務”中。許多製造業工作（包括如操作和維護日益複雜的供應鏈或生產機器的中等技能的工作）並沒有消失，而是在政府統計方法中從製造業“轉移”至了服務業。
第四，在製造業份額“南升北降”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一直通過鏈主企業、關鍵部件製造技術、核心知識產權和工業標準等多種方式，控制著全球製造業的產業鏈和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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