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邊合作的層級與多邊合作的目標
韓國的核心利益在於半島問題。自2017年3月美在韓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後，中國政府對韓施壓，中韓齟齬至今餘音繞梁。此外，新西蘭在經貿往來上，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上，需要與中國深入合作，中國是新最大交易夥伴，經濟紐帶稀釋了政治分歧，與其與大國為敵不如尋求政治包容、政治對話。
越南作為特殊角色，在七國機制中起到側應作用。由於越南在東南亞佔據重要戰略意義，四邊同盟國家力圖擴大角色參與，吸收東南亞國家補充四邊同盟提升域內話語權，從而掩飾四邊同盟制約中國權力、削弱中國話語權的真實目的，掩飾其僅屬於域外國家的事實，冠冕堂皇地將觸角伸向域內。但越領導人亦無動力緊隨美日印澳，除非中國在南海的動作觸動其核心利益。同時，越南“三不”防務政策即“不結盟、不接受外國駐軍、不針對第三國採取共同行動”，也極大限制其參與反華同盟的動力。當然，越近期公開的防務白皮書暗示，當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有可能修改政策，立場反轉的空間尚存。
對於七國會晤機制，未來的走勢有三種可能。第一是七國會晤機制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頗為成功，將取代四邊同盟機制，並使後者退回到危機干預的治理機制層面，不再聚焦於反制中國。第二種可能，七國會晤機制隨疫情共同消失於歷史舞台，四邊同盟在既有的會晤機制上繼續完善自身，應對中國。第三種可能是四邊同盟和七國機制長期並存，相互鞏固完善，共同聚焦中國話題。當前，可以確定的是，七國機制使四邊同盟大打折扣，且在反華戰略上相互掣肘。
3.應對公共衛生安全與維護國家安全
（1）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彼得·詹寧斯在討論新冠疫情的時候，認為打贏抗疫戰爭更重要的是維護國防與國家安全。域內外反華勢力將疫情的發展態勢作為主要抓手，中國應視情況地加大抗疫援助，在輸出中國物資的同時輸出中國經驗，穩住周邊基本盤。
（2）七國會晤機制始於疫情，終於反華的“印太戰略”，疫情祇是促成“烏合之眾”的噱頭，七國機制旨在壓制中國話語權，其軟肋在於彼此間經濟紐帶的薄弱，即便核心四國在維繫經濟運營的供應鏈中對中國製造都難以或缺，週邊的新、韓、越三國作為中國周邊國家，在汽車製造業、半導體、基建等領域更是嚴重依賴中國，繼續打好“一帶一路”這張牌，這是對沖印太戰略的總體架構。
（3）分而治之，借力打力。這主要分為兩個層面，疫情層面，美是反華輿論戰的領頭羊，目前僅有印、澳積極回應，而日本、越南等國在合作抗疫以及儘快復蘇經濟生產方面需要中國。疫情的發展如同地緣戰略格局呈現出不同層級，應看到在輿論戰中各國不同的利益訴求，中國應區別對待，應援則援，應守則守，應“戰”則“戰”，但避免矛盾升級。
三、結論：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概念劃分的批判性分析
安全困境如影隨形地進入全球化，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安全觀理念，在非傳統安全問題全球化應對的背景下，卻並存著安全理論的碎片化，或許這就是全球性與後現代性相互疊加的結果。
吉登斯的本體性安全理論從一定程度上貫通了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在其傳世佳作《現代性的後果》一書中，吉登斯指出，科學理應提升這個世界的可預測性，然而科學卻同時造就新的不確定性，其中許多具有全球性，我們對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無法用歷史經驗來消除。時空分離使得社會生活逐漸脫離傳統束縛，使“社會關係從區域場景中‘挖出來’並使社會關係在無限的時空地帶中‘再聯結’”。⑦在時空的抽離之下，風險環境也極度擴張。現代社會充滿著危機，核戰爭、生態災難、不可遏制 的人口爆炸、全球經濟交流的崩潰，當然也包括不斷出現的 民族與宗教衝突和國際恐怖主義，以及其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這一切是現代性脫離控制、難以駕馭的關鍵，而且沒有哪個具體的個人或團體能夠對它們負責，或者能夠要求正確地安排它們。
（一）人權困境：國家安全可否超越公共安全？
非傳統安全打通國家安全與公共安全體系的互斥性，融合了兩個概念的外延。實踐中，我們常常忽視個體生命威脅作為公共安全議題的充分必要條件，儘管我們都不可否認其作為公共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安全與自由的悖論之中，⑧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群體公民自由的限制與群體安全實現的辯證關係，而作為個體生命威脅之於安全理論，則被視為國家安全與公共安全交匯口的“兩不管地帶”。以2018年10月的沙特記者卡舒吉謀殺案為例，人們質問誰來為其慘死負責，然而無論是因為其死亡地點在別國使館內，還是由於其背後指使者的政治身份，都使得這一命案逃離於人權拷問與公共法理之外。幕後指使者“他們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來打擊恐怖主義,但是現在他們卻被指控成為了恐怖主義的一部分”。⑨
（二）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將個人和社會分解，是剝離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概念的邏輯開端。
近代啟蒙思想家脫離中世紀社會文化傳統, 設計共同制定社會契約理論和實踐框架, 但他們仍把私人領域中的個人理解為國家的公民;或者說, 市民社會中的個人以國家公民身份參與社會契約制定過程。 國家通過公民契約承認個人權利，從而使 人民主權高於人權。而康德走了一條相反道路。康德雖然看到了個人權利和人民主權的聯繫, 看到了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但是在思想上他更接近於自由主義。在康德看來, 個人權利是即使個人願意也不能放棄的權利,是從道德義務論來理解個人權利。從而在康德那裡,個人權利在本來意義上就排除了人和人之間相互授權的政治意義。對於他來說,個人權利和人民主權的協調就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⑩馬克思看到自現代社會以來,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和由個人組成的社會發生了分裂,亦即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發生了分裂, 國家成了與個人對立、並不受生活領域中私人控制的公共權力機關。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作異化。按照馬克思的分析, 國家本是人與人彼此之間相互結合的產物, 但它在產生之後卻脫離於個人並與個人形成對立。⑪
（三）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的概念劃分具有一定偽命題屬性，純粹學理意義上的討論有助於公安學、國際警務合作、國際安全等學科或理論的深入理解，但如果本末倒置地將辭藻的堆砌淩駕於人類普遍利益之上，則是政黨政治偷樑換柱地掩蓋了公共安全與國家安全，最終概念劃分成為虛無主義的工具，民粹主義也將隨之甚囂塵上。
注釋：
①趙潺潺，易海威.在風險社會中尋找個體安全的港灣——淺析吉登斯的反思現代性與個體性安全理論[J].《求實》,2009（1）：109-110.
②劉躍進.非傳統的總體國家安全觀[J].《國際安全研究》,2014（6）：10.
③張春艷.大數據時代的公共安全治理[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5）：102.
④曾春，王春榮.建立中國特色公共安全委員會之組織架構研究[J].《中國公共安全·學術版》,2013（1）：133.
⑤新華網.我國擬修訂人民武裝警察法[EB/OL]，2020.4.27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0-04/27/c_1210592183.htm
⑥王東京：從貨幣職能看貨幣政策取向[N].《21世紀經濟報導》,2020.4.8(3651)。
⑦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M].北京：譯林出版社，2000：19.
⑧見拙著.安全與自由的悖論[J].《凱里學院學報》,2016(4):11.
⑨文匯網.特朗普又出驚人語句：沙特記者之死歸咎於“這個邪惡的世界”[EB/OL], 2018.11.23 https://wenhui.whb.cn/third/jinri/201811/23/226373.html?tt_group_id=6627045662368203278
⑩王曉升.從實踐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貝馬斯的社會整合方案[J].《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31.
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80.
作者簡介：張屹，法學博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非傳統安全問題、全球治理、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等領域的研究。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3月號，總第27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