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7日電／隨著平台經濟的迅猛發展，平台從業人員的規模不斷擴大。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人數達到7500萬人，比2015年增長2500萬人。其中，某外賣平台的外賣騎手就近400萬人。然而，由於平台從業者的勞動過程存在一定職業傷害風險，且平台從業人員多未參加社會保險，遭受職業傷害的從業人員面臨“救助無門、自擔風險”的困境。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等多個文件都強調，抓緊研究完善平台企業用工和靈活就業等從業人員社保政策，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目前，各地試點以及平台企業自身建立的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制度主要是以下三種模式。商業保險模式，即部分平台為從業人員購買商業保險，這種模式保障水平不足，免賠事項多，且沒有長期待遇；納入工傷保險模式，即部分試點地方將平台從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然而，該模式欠缺上位法的依據，並且涉及行業職業傷害發生概率的測算以及繳費的公平性問題；按照社會保險的方式，單獨建立職業傷害保險，該模式的負擔能力將受到參保人數的規模以及繳費情況的影響。上述3種模式均是構建平台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制度的有益嘗試，但各有利弊。筆者以為，基於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考量，無論採取何種模式，都需解決以下四個基本問題。
第一，參保方式——強制參保還是自願參保？由於平台多通過協議約定方式，將從業人員排除在勞動法的適用範圍之外，因此，《社會保險法》原則上不適用於平台和從業人員，平台不負有社會保險的強制參保義務。目前，各地的試點都採取自願參保模式。然而，平台為了降低成本，並且為避免出工傷後勞動關係的認定以及後續責任問題，參保繳費的意願不高。對於從業人員而言，多存在“不出事則沒事”的僥幸心理，參保繳費會影響收入，他們的參保意願也不高。由此導致目前試點過程中，各地的平台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參保人數規模有限，遠低於平台實際的從業人員數量，無法形成足夠規模來化解從業人員的職業傷害風險。筆者以為，無論採取何種模式，都應採取強制參保的方式，確保實現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的“全覆蓋”。
第二，繳費主體——平台繳費、從業人員繳費還是平台與從業人員共同繳費？有平台建議由從業人員按單繳費。然而，筆者以為，平台應承擔繳費或主要繳費責任。一是從職業傷害保障應該參照工傷保險的基本制度邏輯，從業人員作為勞動（勞務）的出賣人，不應該自己承擔職業傷害風險，而平台從從業人員的訂單中獲益，應該承擔他們的職業風險；二是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平台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是平台不規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平台為了提高從業人員的工作效率，在系統裡對從業人員的勞動過程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及獎懲措施。因此，應該通過職業傷害保障制度的建立，對平台濫用用工管理權形成制約，通過繳費督促平台規範管理、合規用工；三是從市場交易能力的角度來看，平台在承擔相應繳費後，能夠將相應成本轉嫁出去，從而實現相應成本的社會分擔。
第三，繳費費率——固定費率還是浮動費率？目前，平台為從業人員參加的商業保險採取固定收費模式，沒有考慮職業傷害的發生率、待遇水平等，一是此種模式下的繳費數額低，與平台從業人員所面臨的較高職業傷害風險不符，不符合保險制度的基本原理；二是由於商業保險公司基於營利考量，賠償額較低，且免賠事項多，無法滿足遭受職業傷害從業人員生存保障的需要。因此，應採取浮動費率，將費率與傷害事故的發生率關聯。據南京市交管局統計，2017年上半年，南京共發生涉及外賣送餐電動自行車交通事故3242起，共導致3人死亡、2473人受傷。其中，94%的交通事故中，外賣送餐員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違法情形。如果通過設定與職業傷害事故發生率相關聯的浮動費率，將有助於實現引導平台規範用工，降低職業傷害事故的發生率。
第四，徵繳義務主體——平台還是從業人員？在勞動關係中，《社會保險法》等規定用人單位負有依法辦理社會保險登記並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在平台用工的框架下，由於多數平台通過協議方式將從業人員排除在勞動法的適用範圍之外，因此，關於職業傷害保障制度中的徵繳義務主體目前也存在爭議。有平台建議徵繳部門通過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保費徵繳與平台APP關聯，由從業人員直接在平台APP繳納保費。筆者以為，將從業人員作為徵繳義務主體不僅不符合職業傷害保障制度的原理，並且不符合徵繳效率的原則，可能導致徵繳困難，且徵繳成本高昂。平台作為從業人員勞務的使用者，對從業人員應依法承擔相應的保護義務，並且從徵繳效率的角度來看，只有平台能夠完全、適時掌握從業人員的相關個人信息以及收入情況，徵繳部門通過平台來核實從業人員信息，完成相應的徵繳工作，將極大降低徵繳成本，提高徵繳效率。
來源：工人日報 作者：範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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