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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波與李登輝:兩個不相連又相關的歷史反思
http://www.CRNTT.tw   2020-09-21 00:15:01
王曉波
  中評社╱題:“王曉波與李登輝:兩個不相連又相關的歷史反思”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嚴格說起來,李登輝跟王曉波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型的理想主義者,衹是掌權的理想主義者,最終還是要蛻變成為一位如獅如狐的君王,這就讓同樣是理想主義者,最後還是會分道揚鑣的緣故。王曉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義”,但李登輝找到的卻是“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去找台灣的發展根源。

  今年的7月下旬,台灣接連去世了幾位重要人物,他們在台灣的當代史上應該都可以佔有一定的篇幅,所不同的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他們的際遇與理念的發揮,也各有不同的去向。

  這幾位已逝的重要人物,包括統派的毛鑄倫、王曉波,以及從統走向獨派的李登輝。

  一、台灣政治光譜上的左統與右統

  當然,要以統獨的政治光譜來界定毛鑄倫、王曉波與李登輝的意識色彩,恐怕很難精準地抓到他們的性格與歷史定位。但是,正如日本研究台灣的重量級學者若林正丈所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衹有統獨意識”。所以,如果要單純地以左右意識來劃分毛鑄倫、王曉波、李登輝的歷史定位,恐怕也不會精確。那麼又該如何來化解這一個難題呢?

  這一點,如果把王曉波和李登輝兩人拿出來做比較,應該比較容易找到切入點。

  我曾經兩度受業於王曉波,雖然那是相當年輕的時候,對台灣史的研究也沒有足夠的興趣。但是在王曉波的課堂上,他講的最多的故事,都是一些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反殖鬥爭史,其中李友邦的故事是他最津津樂道的。

  這裡其實透露著王曉波對於台灣史研究的偏好,不亞於他對哲學的興趣,但哲學是他的志業,台灣史卻可能是他的意識史觀,也是他作為一位中國人所懷抱的家國情懷。

  而王曉波最讓人不懂的是,他的父母都是蔣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受難者,讓他從小就經歷一些生活上的波折,這樣的成長背景,應該是更走向“外獨”,而不是“左統”的路線。

  但是,也正因為他從小生活上的困頓,讓他更願意去接近底層的農工階級,甚至幫助農工階級翻身,這是他處事的理想之一。由於這種意識心理背景的形成,就注定他雖然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卻離不開底層的農工階級,所以意識形態上他就是左派,是跟底層人民同步呼吸的老左派沒錯。

  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左派意識很難見容於蔣介石政權,基本上兩蔣時代都是把左派跟共產黨劃上等號。所以,台灣的左派想要生存,衹能以“民族主義”作為掩飾,不讓自己左派的意識太過突出,以免警總找上麻煩。

  衹是,掩飾歸掩飾,當自己的文章與思想流露出關懷底層人民的情懷之時,左派的影子還是會如影隨形。所以,若林正丈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衹有統獨意識,這恐怕不是事實。衹是為了避免當道找麻煩,左派意識一直是跟民族主義結合,或者說是拿著民族主義的旗幟作掩飾。

  而在兩蔣時代,台灣可以容許統,無法容忍獨,所以左派人士想在台灣內部生存,衹能把左派意識和掛著“民族主義旗幟”的統一意識相結合,這就形成了“左統”的屬性。一直到台灣民主化以後,“左統”在台灣找不到出路,也沒有對話的空間,於是紛紛跨海到大陸尋求意識的根源。這也是台灣會到處飄揚著五星旗的原因。

  二、從知識分子到如獅如狐的李登輝

  簡單地描述王曉波意識心理背景的形成過程之後,再來談李登輝的政治之路。

  嚴格說起來,李登輝跟王曉波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型的理想主義者,衹是掌權的理想主義者,最終還是要蛻變成為一位如獅如狐的君王,這就讓同樣是理想主義者,最後還是會分道揚鑣的緣故。

  李登輝的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方向感。他曾說:“台灣的民主化,就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這句話隱含著跟王曉波一樣,都必須去找台灣發展的根源與出路。

  王曉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義”,但李登輝找到的卻是“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去找到台灣的發展根源。所以李登輝最津津樂道的是日本學者所提出的“雁行戰略”,也就是以日本為雁首,台灣為雁身,一起帶動東南亞國家共同向上發展。

  這一個“雁行戰略”,注定李登輝後來必須想辦法跟日本資本主義連結,才能帶動台灣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才能為台灣的發展找到出路。這個發展策略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人們對未來世界的判斷,常常很難精準地抓到它發展的規律與脈絡。

  1990年代,李登輝一邊推動台灣的民主化,一邊又要幫台灣找到發展的出路。而1990年代卻是日本開始停滯發展的年代,日本自身的發展都已經出現問題,又如何能帶動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一起向上發展呢?

  尤其是1997年所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僅摧毀了東南亞國家原本發展的“東亞銳鋒”,連原先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喊“日本第一”的鋒頭也不再,反倒是東風開始要壓倒西風。

  這個“東風”,當然指的是中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原本在東南亞直接投資的外資,有70%北上到中國投資,理由就是因為中國在金融風暴中,展現了國家能力,可以抵擋貨幣貶值的歪風。

  當大部分的外資從東南亞北上到大陸投資的時刻,李登輝的一紙“戒急用忍”,在台海劃下難以跨越的鴻溝,而2000年阿扁執政以後,兩岸的隔離持續存在,這就讓台灣在大發展的“黃金十年”中,失去共同成長的機會,這也使台灣無法在經濟上跟大陸相輔相成,台灣最後也衹能做美國與中國的代工業者,無法超越,也無法繼續維持領先大陸的“小龍”地位。

  而後來台灣能夠做美中兩國的代工業者,也是在蔣經國時期打下的基礎。在蔣經國當政時期,在他的經濟國師李國鼎的堅持之下,台灣先行走上資訊產業的發展,讓台灣的資訊代工往後能在全球佔一席之地。

  問題是,台灣資訊產業的發展在經歷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所能賺取的代工利潤都相當微薄,導致台灣年輕人普遍處在低薪的環境中,台灣人才大量的外流,更讓台灣經濟的轉型面臨困境。無力感和無方向感,已經是這一代年輕人普遍的現象。

  雖然,今年因為新冠肺炎肆虐,在各國封鎖的狀態下,許多外流的年輕人有回流台灣的現象,但是疫情未解,年輕人的出路還是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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