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恩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下行的特殊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大作用方面。第一，疫情衝擊造成個人健康受損，即健康人力資本受到損失。無論是失去了生命，還是疾病導致的誤工，抑或是工作狀態不佳的效率下降，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活動的產出結果，這和其他類型的疾病衝擊並無二致。
第二，由於個人的風險厭惡，新冠疫情不同於此前的經濟危機，對人們的風險意識造成更大困擾。應對疫情，個人有動力通過自身防護行為降低風險，因此選擇閉門不出，這導致人與人的接觸性服務行業受到巨大影響，醫療服務首當其衝，因為患者、護士和醫生需要密切接觸。同樣，與人打交道的其他服務領域，如交通、旅遊、餐飲等，也都因為人們對風險的厭惡而受到巨大影響。
第三，政府的防控干預。作為社會性的集體行為，政府根據疫情的情況採取強制干預經濟的措施。從供給側看，可能實施減少、暫時關閉甚至全面封城等手段干預生產、商業活動；從需求角度來看，政府可能出台減少或禁止出行等居家隔離措施，導致市場需求下降。
很明顯，與歷史經濟危機的導因截然不同，新冠疫情導致的是個體和政府人為限制經濟活動的諸多行動。因此，此次經濟危機的大小根本上取決於新冠疫情的變化以及人們應對方案的理性程度。
劉國恩說，從歷史上看，醫療衛生行業在過去若干次經濟蕭條的過程中，都處於獨善其身的狀態。因為醫療衛生行業主要是提供醫療服務，無論是經濟蕭條還是經濟高漲，人們都會得病和求醫，甚至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可能因為人們有更多的空閑時間而增加就醫需求。另外，大多數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醫療保險，進一步降低人們的個人支出，從而平緩經濟下行對醫療服務需求的衝擊。觀察就業數據的情況，看不出醫療行業和整個經濟的就業趨勢有任何關係。從美國2003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就業率數據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周期的出現，整體就業率變化的順周期性非常明顯。與此同時，醫療市場的就業指數可是一直穩步上升，經濟周期對其毫無影響。
劉國恩認為，如果把新冠病毒的病死風險與人類長期面臨的其他主要疾病進行對比分析的話，也可以得出很有參考意義的啟示，從而使得政府出台干預新冠疫情的公共政策更為科學理性。人類面臨病死風險的“頭號殺手”是心血管疾病，日均致死高達4萬8千多人，其次為腫瘤（致死2萬6千人），慢性呼吸道疾病（致死1萬1千人），第10位是肝病（致死3616人）。當前，新冠病毒致死人數也就在3千多徘徊。對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新冠疫情的致死風險並非比長期威脅人類健康的前10大殺手更為嚴重，為何人類付出的經濟代價顯著更高？果真如此，我們應該調整需要長期實施的應對措施，使其更為科學理性，在健康風險與經濟活動的天平上實現更優的取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