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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國家統一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追求的目標 |
中評社╱題：新中國70年來國家統一的歷史經驗 作者：艾明江（廈門），中共廈門市委黨校統戰理論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習近平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①可謂深刻洞察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實現國家統一的必然規律。從國家統一的實踐來看，國家建設、國家治理與國家願景是推進國家統一的三個重要維度，國家建設指的是資源整合機制，即國家統一建立在充分的國家發展基礎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建設為國家統一創造了充分的物質與制度基礎，這構成了國家統一的資源維度；國家治理指的是利益整合機制，即國家統一涉及對國家內部關係的規範與調整，這構成了國家統一的利益維度；國家願景指的是溝通交往機制，即國家統一需要通過心靈契合構建出凝聚人心與力量的發展願景，這就構成了國家統一的價值維度。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在國家建設、國家治理與國家願景領域不斷進行調適與變革，最終構建出推動國家統一的強大力量。
一、國家建設構建國家統一進程中的相互聯繫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國家統一進程中，國家建設始終推動著大陸全面發展進步，不僅提供了實施國家統一的充分物質基礎，而且還通過國家建設提供了各項完善的體制機制資源，成為推動國家統一不可或缺的資源要素。
（一）國家建設初期發展與對台軍事鬥爭
完成國家統一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追求的目標，新中國成立之初，大陸尚未全面轉入經濟發展軌道，當時國內主要任務是迅速完成國家統一，確保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這使得當時大陸在對台政策上很快就確立了武力解放台灣的政策。但是，由於受到國內外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加強了對台灣當局的支持，這使得大陸對台軍事鬥爭很難在短期內獲得成功。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以及國內政治形勢的好轉，大陸從1955年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濟建設。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也使得大陸的國家建設開始全面轉向經濟發展。由於大陸對台的軍事手段暫時無法解決台灣問題，兩岸政治軍事對峙的狀態將長時期保持下去，從國內經濟發展形勢來看，持續的經濟建設也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內環境，因此，國家發展重心的轉移迫使大陸對台政策需要作出新的調整，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了被稱為“一綱四目”的和平解放台灣主張，即主張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這也成為後來“一國兩制”的政治雛形。
隨著大陸後來政治形勢全面轉向以階級鬥爭為綱，帶來了長達十年的政治社會動盪，國家建設始終無法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得到健康發展，狂飆突進的政治混亂造成了大陸國家建設的長時期不穩定以及低水平，尤其是經濟建設長期滯後，各種制度法律建設也十分匱乏，都在整體上影響了國家建設的發展成果。與此相對的是，台灣地區經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經濟建設迅速起飛，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大陸在國家建設中的貧弱使得國家統一缺乏充實的發展基礎，尤其是較低的經濟建設水平長期制約了大陸在國家統一進程中的吸引力，大陸提出的和平解放對我方針沒有獲得台灣當局的積極回應。大陸要依靠和平途徑與協商手段促進國家統一，就必須在國家建設領域獲得國家統一所需要的發展動力。
大陸對台政策從“武力解放”轉向“和平解放”，深刻反映出大陸推動的國家統一始終受到國家建設的影響，在國家建設尚未全面展開的時期，國家統一更加適合採取軍事鬥爭手段來獲得解決。但是隨著國家建設全面推動，經濟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工作，大陸必然更加需要構建一個和平發展的國內環境，這也使得國家統一的方式手段需要作出調整，但是從當時的國內形勢來看，由於大陸始終在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路線中徘徊，最終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政治運動取代了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和平解放”對台政策也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謀劃與推進，尤其是國家統一在國家建設中的嵌入性程度十分薄弱，從而使得大陸提出的和平解放台灣難以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獲得成功。
（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和平統一方針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陸開始進入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階段。以經濟為中心的國家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和平發展環境，為了配合國家在整體發展戰略上的轉向，大陸隨之在對台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從原來的“和平解放”轉向“和平統一”。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這標誌著“和平統一”開始取代“和平解放”成為大陸對台政策。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圍繞實現國家統一提出“九點方針”，大陸進一步明確了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
在國家建設初期，由於國內外局勢尚不穩定，各種建設尚沒有大規模啟動，這使得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具有了可能性。而一旦隨著國家建設的大規模開展，國家迫切需要營造穩定的內外環境，這就使得國家統一開始由武力解放轉向和平解放。改革開放時期，在市場經濟帶動下，大陸開始進入到以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的國家建設階段，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更長時期的和平發展時期。大陸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模式，不僅需要兩岸關係構建和平發展的國內環境，更需要兩岸關係隨著大陸展開的經濟建設而建立更加密切的交流互動，從某種意義上看，大陸正是通過推進經濟建設，並日益凸顯出國家建設的現代化特徵，逐步將兩岸關係帶入到和平發展階段，最終構建出通向兩岸和平統一的發展路徑。
（三）國家建設日漸全面與兩岸融合發展
進入到新時代以來，隨著國家建設轉向更加全面的五大建設，國家建設不再僅僅滿足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而是追求更高層次的美好生活。國家建設的發展進步也決定與影響著國家統一進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國家統一根本上取決於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大陸通過推動國家建設的全面發展進步，不斷縮小兩岸在發展程度上的差距，並創造出大陸優於台灣的制度優勢及治理效能，最終為國家統一構建出堅實的基礎，國家建設與國家統一具有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國家建設的發展進步是為了增進中國人民的集體福祉，而國家統一的目標也是為了在國家領土主權復歸統一的基礎上共創兩岸中國人的美好生活，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近年來，大陸通過國家建設領域的不斷發展進步，不僅展現了對國家統一的充分信心，也在國家統一進程中釋放了更大的吸引力與凝聚力。根據近年來相關民調顯示，台灣地區民眾對大陸的好感評價越來越高。2018年2月，台灣地區《遠見》雜誌發佈“2018台灣民心動向大調查”，結果顯示，近十年來支持台獨的台灣民眾比例創了新低，而支持“統一”的台灣民眾比例創了新高，尤其是島內青年人表示願意赴大陸發展的比例超過了50％②。從台灣地區民心動向變化的背後可以看出，大陸通過國家建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越來越釋放了更大的吸引力，從而影響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知，增強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好感。
當前，大陸市場發展給台灣民眾提供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對台政策也變得更加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依靠中央與地方推出的各種惠台政策，常住台胞群體開始享受與大陸同胞的同等待遇，從而能更加方便地在大陸生活、工作與創業，這就推動了台灣同胞能夠與大陸民眾一樣參與到國家建設進程中。由兩岸民眾共同參與的融合發展模式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國家建設新的發展方向，這種融合發展改變了以往堅持兩岸差異性的發展模式，而是逐步吸納台灣同胞成為國家建設的參與者，推動兩岸同胞成為國家建設的共同主體，從而解決了兩岸同胞在國家建設中的“各自為陣”與“各自用力”。受益於這種新的融合發展模式，兩岸民眾不僅可以通過經濟建設建立更加密切的利益紐帶，更能通過參與共同的國家建設，構建出共有的集體記憶以及群體認同，“通過集體行動構建起來，通過集體記憶保存下來的地方共同體，是認同的一種特殊來源。”③在融合發展的推動下，讓兩岸同胞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從而為國家統一建立穩定的基礎。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必須要進行一場全面深刻的國家建設，從兩岸經濟交流的互動到兩岸民眾的情感溝通，都在推動雙方構建一個彼此利益相連與情感相融的國家共同體。從國家建設的發展規律來看，祇有大陸首先在國家建設中取得全面發展進步，並繼而帶動兩岸在國家建設中的相互融合發展，最終構建出一個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認同的命運共同體，才能真正實現“兩岸一家親”的國家構建。隨著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深入推動，受到大陸國家建設發展成就的深刻影響，必然會有更多的台灣同胞參與到大陸的國家建設中來，這種在國家建設中嵌入兩岸民眾互動的融合發展模式為國家統一提供了一條新的整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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