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車輪的優勢與隱患
香港龍頭地位不再，如何重新定位？2014年3月，特首梁振英在北京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香港是國家這輛高鐵很多輪子的其中一個，應該發揮應有的貢獻，國家發展得更好，香港也因此取得更大發展的動力。梁振英將香港比喻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列車的一個車輪，點出回歸後香港經濟地位與角色的大變更。
車輪有牽引輪和被動輪之分。香港在中國經濟持續攀昇的過程中雖然失去龍頭地位，仍然可以擔當中國經濟列車的一個牽引輪的角色，繼續為推動內地經濟發展提供可觀的動能。首先，香港仍然擁有長期名列世界榜首的自由經濟體制及其與之配套的健全商業法治制度優勢。2019年1月，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在華盛頓發表當年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其次，香港擁有與經濟全球化全面接軌的貿易、金融以及資訊自由等生產性服務業優勢，營商環境與西方發達國家幾乎無異，因而吸引眾多跨國公司在港設立辦事機構，作為投資中國內地的前進基地。再次，中央政府為了幫助香港振興經濟，通過2003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及歷年簽署的補充協議，將經由香港投資內地的外資視同港資，給予等同港資的優惠待遇，從而保障香港擁有持續吸引外國大量資金投資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優勢。2009年西方發達國家度過上年國際金融海嘯之後，加大經由香港投資內地的對華投資，致使包括在港外資的港資佔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逐年增加，2009年增加到60%，2017年增加到75.5%，2018年稍有下降，仍佔71.1%。香港成為絕大部分外國資金投資中國的資金中轉港，因而能夠作為國家經濟發展列車的牽引輪之一，發揮促進內地經濟與國際接軌的領先作用。
顯然，香港的優勢立足於緊密連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傳統，也得助於中央實施“一國兩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兩者都曾促使香港發揮引領內地經濟騰飛的龍頭作用，即便在這種作用消失之後，也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中國走向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牽引輪。
然而，倘若香港地位繼續下滑，會不會從牽引輪變成被動輪？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解剖港式資本主義的兩重性，即不僅需要看清香港可以成為牽引輪的優勢，還要洞察導致香港還有可能繼續下滑為被動輪的根本隱患。
香港經濟乃至社會問題的根本隱患，在於港式資本主義至今還保留原始落後的特質。所謂原始、落後，是與當代發達資本主義比較而言。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普遍經歷自我反省、自我完善階段。在經濟發展方面，進行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建立以高新科技產業為先導、生產性服務業為基礎、各大產業協調發展的完整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在社會福利方面，通過政府立法，主導社會財富再分配，建立、健全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和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降低貧窮人口比重，緩解貧富懸殊和勞資衝突，促進社會繁榮穩定。依靠這些自我完善的政策措施，西方資本主義順利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然而，在港英政府殖民資本主義管治下，戰後的香港並未跟隨西方資本主義前輩相應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九七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特區政府及社會輿論雖有注意消除殖民主義影響，設法增進港人對國家的“一國”認同，卻未曾檢討香港“一制”的優劣，更遑論反省和設法糾正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的內在弊端，致使這些弊端繼續惡化，不僅拖累香港失去引領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而且加劇本地貧富懸殊與民怨積聚。
最明顯體現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性的典型案例，是愛國愛港議員居多數席位的香港立法會，一再否決同樣愛國愛港的工聯會議員提出的要求制定標準工時議案，遂使香港成為當今世界極為罕有（或許是唯一）堅持拒絕立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經濟體。八小時工作制是19世紀80年代後期國際工人運動爭取的目標，促使美國政府率先立法實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立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香港，1925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其中一條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至今，八小時工作制在美國率先立法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立法已經100多年，在香港最早吶喊的工人訴求也將近100年。香港立法會中維護資方利益的多數議員卻依然振振有辭，一再否決代表勞方訴求的要求制定標準工時議案，豈非彰顯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之恥？
明顯反映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的經濟現象，是當代香港富商沿襲古代中國商人買田置產以及近代港商重地產、輕實業、棄生產的經營傳統，熱衷於將房地產業作為畢生經營的主業。即使曾經依靠製造業起家，也會將其盈利轉投房地產業，致力贏取房地產業的超高速增值。2019年福布斯官方網站發佈最新的香港50名富豪榜單，其中26名以房地產為主業；前5名富豪全部為房地產商。李嘉誠連續21年穩居香港首富之位，同為地產大亨的李兆基依然穩居第二，兩人的財富仍然分別比第三名富豪拉開100多億美元的巨大差距。
房地產業在香港較諸其他行業更容易盈利增值的原因，得益於港英政府集中發展港島及南九龍鬧市區，而將新界的大片土地劃為與內地分隔的緩衝區，並將港九及新界的多數山嶺劃為不開發的郊野公園。特區政府並未改變此種用地格局，遂使當今香港土地大量空置，房屋用地佔全港土地面積的比重極少。據2019年9月香港民建聯公佈的數據，香港現有土地面積1111平方公里，已建設的城市用地祇佔24.3%，其中房屋用地面積更僅佔6.9%；其餘75.7%為郊野公園及水塘等。物以稀為貴，寸金寸土正好成為房地產業商從中賺取巨額利潤的堅實台階。
房地產業利潤豐厚，富商們自然趨之若鶩，房地產商更樂不思蜀，不願長期或集中投資難以吹糠見米的製造業、尤其是風險較大的高新科技產業。香港房地產價格逐年攀昇，加重各行各業的成本負擔，造成一花盛開百花殘的困局。進入21世紀，實際支撐香港經濟繁榮的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其中金融業又緊緊攀附於房地產業，銀行的巨額貸款及其收益和房地產業息息相關。不斷飆昇的房地產價格導致生產成本高企，香港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大多難以在本港立足發展，祇好遷移到毗鄰的深圳等地。本港經濟因而無法培育新的增長極，香港回歸後試圖啟動的以高新科技產業為先導的戰後第三次經濟轉型迄今鮮有成效。
基於全力追逐房地產業暴利、不願在本港投資新興產業的原始落後性，當今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實現少數房地產業豪富家族對本地市場的基本壟斷，香港經濟形成對外貿易自由、本地市場卻受制於壟斷資本的困局。這些豪富家族擁有庞大的土地儲備，主導全港房地產業，在此基礎上還投資乃至控制本港公共事業，如公共交通、電訊、能源、電氣、超市等行業。房地產商之間形成彼此默契的卡特爾聯盟，共同提高行業進入門檻和行業集中度，打擊新興或外來的競爭者。港人衣食住行等開支幾乎都落入香港首富之手，港人因此戲謔香港是“李家城”。
華商富豪壟斷經濟的結果，導致香港成為世界發達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2017年6月，特區政府統計處五年一度地公佈反映貧富收入的基尼系數（香港稱堅尼系數），2016年香港基尼系數上升到0.539，達到45年來的新高，高於因貧富懸殊而動亂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2017年全港貧窮人口達137.7萬人，貧窮率佔全港人口730萬人的20.1%。即使政府以綜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現金政策補貼，在計算口徑上將貧窮人口減至101萬人，貧窮率減至14.7%，當年全港貧窮人口仍然從2012年起連續5年超過100萬人。更有甚者，港商豪富在21世紀初實現對本港市場的基本壟斷，窒礙20世紀下半期一直存在的勞工階層努力拼搏便可改變貧窮宿命的向上流動空間，致使香港大中學生的多數人面臨畢業後難以自立而成為新貧窮人口的困境。剛就業的年輕人月薪約一、兩萬港元，扣除房租、伙食之後所餘無幾，即使困窘，也不夠資格領取政府福利救濟金。多數青年學生走出校門甚至未出校門，就要與貧窮為伍。前途無望，內心不忿，“攬炒（玉石俱焚）”之心，油然而生。香港年輕人因此成為近年香港社會動蕩的生力軍或同情者。
在房地產豪富壟斷本港市場的過程中，特區政府疏於防範，舉止失誤，遂使壟斷暢通無阻。2006年2月，特區政府取消港英政府自1915年起一直開徵的遺產稅，估計每年少收稅款約15億元。此舉不僅削弱特區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緩解貧富懸殊的能力，而且將貧富階層固化，有利於豪富家族的世代傳承。同年，特首曾蔭權在香港部分輿論壓力下，宣佈放棄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該項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由財政司夏鼎基提出，旨在重新界定政府處理自由經濟的原則：即在正常情況下，政府不干預經濟的自由運作；但當經濟出現問題，政府就要干預。干預的首要問題是：由於市場的不完善而引致壟斷出現。顯然，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政府維護自由經濟、化解壟斷等經濟問題的政策，包含有“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內核。可是，反對此項政策的輿論祇作望文生義的宣傳，就在拋棄殖民管治污水的名義下，將政府理應干預壟斷的責任也一起拋掉了。結果，數年之後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披露香港房地產業壟斷內情的中譯英圖書，將一個入木三分的概念廣泛傳播，激起共鳴，這就是：地產霸權。①
三、簡短的結語
檢視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地合作中的角色變更，不難發現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優劣並存，既有緊密連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優勢，也一直保留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的內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經發揮龍頭作用的動力，後者則是導致香港地位下滑為車輪的根本內因。倘若仍不反省與設法糾正港式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繼續下滑還可能從牽引輪變成被動輪。
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學界、輿論都聚焦於香港對“一國”的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卻鮮有檢討和反省港式資本主義“一制”的內在弊端——這就難以形成知港、治港之本。本文因此不揣淺陋，愿作引玉之磚，冀望引起注意，推動港式資本主義補上戰後西方資本主義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之課，俾一國兩制的香港資本主義與內地社會主義並駕齊驅，共同發揮牽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不息動能。
註釋：
①Poon, Alice (2005)：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Richmond (BC). 中譯本：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年。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