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3日電／傳統觀點認為，不論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的貨幣政策，都無外乎是逆周期調節。當經濟下行，通縮壓力加大時，需要實施貨幣寬鬆；當經濟存在過熱跡象，通脹壓力加大時，就需要緊縮貨幣政策。這種“逆周期”調節的思路已經根深蒂固，但是，經過多年的實踐，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正日漸疏遠，貨幣派生的大量資金“脫實向虛”，金融不斷自我繁榮，“寬貨幣寬信用”的政策初衷往往走出了“寬貨幣緊信用”的結果。
第一財經日報發表昆侖健康保險資管中心首席宏觀研究員張瑋文章表示，為什麼會這樣？一種解釋是貨幣傳導不暢，固然說得通。但實際上，傳統貨幣政策已經很難起到結構性調整的作用，“金融加速器”存在時滯和放大。當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對於貨幣寬鬆的依賴就像“吸食鴉片”，越發不可收拾。金融效率不斷降低，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存度不斷走高，“政策成本”越發顯著。
對於中國而言，債務型經濟強調穩增長和防風險的權衡。傳統“總量”調控已經略顯乏力，需要從結構入手，重新審視貨幣和財政的關係。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對中國宏觀調控體系進行改革。一種可行的思路，就是改變以往貨幣政策直接作用於實體經濟的逆周期調節思路，讓“更高效”的工具手段往前站，讓貨幣政策“退居二線”，成為“工具的工具”，起到為其他政策“降成本”的作用。
宏觀調控的難題
文章分析，具體來看，當前乃至明年，中國宏觀調控都面臨三大難題：
一是金融效率下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是由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造成的。間接融資體制存在信貸配給等諸多弊端，貨幣政策執行效果低下，同時也是國民經濟運行中種種掣肘的背後因素。在經濟下行時期，貨幣當局有意定向投放流動性。由於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因素，商業銀行往往對中小民營企業盡量規避，反向追捧“大而不倒”卻效率低下的國企，造成信貸資源浪費。
儘管2013年之後影子銀行繞開了資本約束和準備金的限制，為中小民企或處於成長期的科技型企業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但2017年以後，影子銀行遭受嚴監管，委貸、非標、同業等融資渠道明顯收縮。叠加同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商業銀行風險偏好延續下行，信貸錯配更為明顯，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更難以滿足。
二是財政赤字的可延續問題。對於明年來講，外貿仍處弱勢，消費增速也難比今年有明顯的上升，穩增長只能靠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假定明年赤字預算不變，財政支出依舊延續擴張，這就需要有龐大的財政收入與之對應。只得依靠增大稅收，抑或大力發債，但這兩點都屬於緊縮的財政政策，與經濟下行時期的調控思路相矛盾。
三是PPI-CPI剪刀差的走闊。通常來講，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行，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會處於疲軟狀態，但與此相反的是，今年以來中國CPI卻在不斷上行，同比漲幅也有擴大趨勢。尤其是10月CPI同比上漲3.8%，是2012年1月以來最高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卻在不斷下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0月份，PPI同比下降1.6%，PPI連續為負，說明中國工業生產動力不足。目前來看，中國依然是製造業大國，如果工業生產持續疲軟的話，勢必影響中國經濟增速，使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增大。
如果遵循傳統的宏觀調控思路，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各自獨立，合在一起就會相悖。例如，出於逆周期角度考慮，經濟下行需要配合寬鬆的貨幣政策，固然可以增加貨幣派生，但卻會進一步助長通脹預期；積極的財政支出可以刺激經濟，但為了保證赤字率不會走闊，擴大的財政收入又意味著政策從緊。如此這般，都意味著傳統政策思路已然“捉襟見肘”，對於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訴求日漸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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