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你做了許多關於“一帶一路”的研究，有中國在馬來西亞“一帶一路”項目相關的總體資料嗎？
饒兆斌：哪些是“一帶一路”的項目，哪些不是，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清楚的清單，我也不認為有這樣一個清單，因為有清單的話就有清單外的項目，（這些項目）就會想要進來。所以“一帶一路”包括哪些項目是講不清楚的，你們的文件也沒有講清楚，所以很多時候都是不清楚但有形狀的情況出現，我衹能大概基於“一帶一路”的精神和你說有哪些項目包括在內。中國駐馬來西亞前大使黃惠康有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叫做“中心一城”，中心是大馬城，“東西兩園”，就是馬來半島東西兩個園區和港口，“南北三路”，三條鐵路，即“一城二港三路”。“二港”是麻六甲皇京港和關丹港，“三路”是東海岸鐵路，雖然它是東西向，但也有南北一段。第二條是新馬高鐵，還有一條比較少的人知道的金馬士—柔佛巴魯雙軌鐵路，即南馬鐵路。
薛：這一條鐵路也簽訂合同了嗎？
是的。這6個旗艦項目現在衹有3個在運行，它們是關丹港、皇京港和南馬鐵路，三個裡面真正在推進的衹有關丹。
薛：關丹項目有馬來西亞公司在裡面嗎？
目前沒有馬資企業或工廠，都是中資的。
薛：欽州有馬來西亞公司嗎？
有的，有一些華人公司過去。
薛：關丹沒有，還是衹有中資企業？
關丹還是中資為主，中資大概兩三家，具體我不清楚。最主要的就是那個鋼鐵廠。所以這6個項目實際上衹有3個在運作，其中衹有一個運作比較好。
薛：其實還是聲音大。
如果按照前兩年的趨勢，這6個項目都做起來，體現中國的勢頭很大。現在是斷了一半，一半裡面也衹有一個做得積極點。但這是西馬，東馬那邊也有很多中資項目，比如砂拉越有很多能源項目，但這些在“一帶一路”之前就已經進來了，很多都是這樣，“一帶一路”之前就開始談了，所以這些項目是不是“一帶一路”的也不清楚。黃惠康是大使，雖然他也不能代表北京，但他說的算是比較有代表性。
薛：他是說的西馬，還是整個馬來西亞？
他衹是說西馬。砂拉越有很多能源項目，沙巴項目不多。
薛：那兩個油氣管道項目是不是在沙巴？
是的，但後來取消了，也不能算是“一帶一路”項目了。南馬還有一個引起很多爭議的森林城市項目，這是一個大型房地產項目，靠近新加坡。森林城市自我標榜是“一帶一路”項目，中國政府和大使館也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是。所以很多都是這種情況。
4、過去一年馬來西亞對“一帶一路”的評價如何？有什麼變化？
饒兆斌：總體來說是負面趨勢。
薛：是因為開始不知道呢還是別的？
一開始項目也摻雜了國內政治局勢，因為中國和前任政府聯繫相當緊密。我前面說的6個項目前任政府斷了一個，換了政府斷了兩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東海岸鐵路，這被認為是馬中“一帶一路”旗艦項目，但這個項目受到很多批評。隨著政權轉換，民眾雖不直接怪中國，很多都怪罪前任政府，但中國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我剛剛說“一帶一路”的盲動促進了前任領導人的不規範甚至貪腐行為。
薛：對東海岸鐵路的主要負面評價是價格太高還是腐敗？
原本價格評估是300多億美元，後來真正批下來的時候向中國的銀行借款550多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也沒有解釋得很清楚。後來爆料說部分錢轉去用於其他目的，帳目不公開不透明肯定是一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整個模式讓馬來西亞人在考慮他們獲得了什麼，因為錢是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借的，工程是給中國交建的，中國交建承諾30%的工程轉包給本地，但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工。整個模式看起來就是我們向中國借錢，讓中國來做項目，欠了中國一筆債，儘管利息比較低。那時候的輿論氛圍就是這樣批評的。還有一個問題是（馬政府）不是公開招標，而是直接談判。那時候的反對黨也就是現在的執政黨包括馬哈蒂爾手下一直抓住這一點來說事。然後又發生了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事情，他們就會想以後還不起中國的錢，中國就會佔有鐵路，這就是賣國了，就是這種輿論。其實很多聲音我覺得還是不太理性的，但中國的問題是它從來沒有好好地解釋，就想著讓東道國自己去解釋，不直接出面澄清。很多問題上馬來西亞政府缺乏公信力，中國自己的項目也不解釋清楚的話，就會變成同流合污的現象。
薛：中國站出來解釋這樣好嗎？
我覺得不見得不好，可以解釋。
薛：納吉布政府會想，你這是什麼意思，解釋權在我，你這樣解釋不是在干預內政嗎？
衹純粹從商業層面來講，衹講商業（方面），比如，有（馬方）文件出來說部分的錢轉移到一馬公司，不是的話（中國使館）馬上可以澄清啊。
薛：估計很難，比如說馬來西亞政府規定資金的2%必須進一馬公司帳戶，這樣就沒法澄清了。
那這樣很明顯一開始這個項目就涉及貪腐了，因為東海岸鐵路和一馬公司沒有關係。如果馬來西亞政府當時真的要求中國方面把錢挪出給一馬讓中資公司知道的話，那中資公司就是共謀了。所以這就是問題。
薛：依據我的研究，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公司參與了共謀。整體上，中國國有公司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謹慎的。
5、你覺得中國在推出“一帶一路”之後外交政策有沒有變化？
饒兆斌：從肯定的方面來說是比較積極地推動“一帶一路”，表現好的方面。但有時候會出現庸俗化（vulgarization），什麼東西都放進“一帶一路”，概念越泛化就會越空洞化，就會缺乏焦點，處於兩難的狀況。一方面要把概念弄成五通，五通延伸出去又是無所不包的，那就會出現空洞化。
薛：泛化是具體問題，我想問中國外交行為整體有什麼變化？行為模式和行為原則這些你觀察到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不大，言論上、輿論上的宣傳都圍繞這個。中國外交需要看透國際結構性因素和國內結構性因素。如果中國到現在還不能大幅度增添它的使館和外交人員的話，那麼永遠都會局限於這種狀況。我自己的觀察是中國大使館人不夠，事務性工作太多，缺乏戰略佈局。因為“一帶一路”，中國很多省都跑來馬來西亞，經常有省部級領導來，大使館就需要接待，層級就低得多。這種事務性工作太多，大使館哪裡有時間去做戰略規劃。我和中國大使館的人聊過，感覺他們就處於這種狀況。
薛：就成了“接待辦”了？
馬來西亞華人多、華（人）團（體）多，要和他們接觸打交道，所以中國大使經常出鏡，能看到他做什麼。美國大使就不會一天到晚這樣，因為他需要調查和巡視以及內部研討會等等。所以外交人員如果沒有具體的分工，一天到晚給事務性工作包圍，他們很難做出什麼，局限性就會很多。其實我看到中國外交人員的素養還不太差，有些也經過培訓可以講馬來語，也年輕，但這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性問題：人員不足，事務性工作太多，這是國內的。這種結構性問題在東南亞就是南海和“一帶一路”一正一負的表現，正的方面是南海出現問題就抵消了，有時候就會出現這種聲音即“一帶一路”是用來收買國家的，（產生）不斷的質疑，即使中國是出於好的方面，你也一定是奸詐的，是來輔助中國的霸權，這種（現象）在東南亞國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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