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每次回到家，老父親總是念叨個不停，‘不敢胡來，那麼多人都看著呢’。當時對老父親的話，只是這個耳進那個耳出，沒有入腦入心，但也起到了一定警示作用。”孫世芳在懺悔書中寫道。
後來，耳邊的“警鐘”不響了，加上自己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2011年又調任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孫世芳越來越飄飄然了。
“自認為威望有了，人也熟了，單位也理順了，思想上就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當他看著身邊的“朋友”在自己的幫助下獲得了利益，私心貪欲逐漸滋生膨脹，從吃吃喝喝，到不上班打麻將，再到違法犯罪……
“所以後來，無論是立案、審判，還是執行，只要別人找過來，不管合不合法、能不能辦，只要送錢我就都收著。”孫世芳說。
就這樣，案子儼然成了他謀取私利的媒介。
2013年，某公司向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另一公司800餘萬元欠款逾期不還。孫世芳接受原告請托後，全程干預司法。“立案階段，他要求立案庭將該案分到他名下，親自擔任審判長；審理階段，授意合議庭違規採取訴訟保全措施，凍結被告公司資金；判決和執行階段，要求‘加快進度’。”審查調查人員介紹說，此案結案後，孫世芳心安理得收下委托人數十萬元感謝費。
2011年至2013年，孫世芳在辦理一起涉案標的1000餘萬元的經濟糾紛案件時，左右逢源，先後收取原告、被告數十萬元好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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