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德國和日本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這兩個國家在其他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就業已經降到10%以下的時候，它們的製造業就業仍然在25%左右。儘管大企業在兩個國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它們的製造業能夠長期處於世界前沿，與其數不清的“隱形冠軍”有很大關係。所謂“隱形冠軍”，就是在一個細分領域走在世界前列，且在這個領域的國際市場上擁有很大市場份額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只給大企業做配套產品，因而不為公眾所知曉，但它們是推動製造業技術進步的主力。它們最終能夠成為冠軍，完全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中國也存在許多這樣的“隱形冠軍”；工業和信息化部和一些省份每年都更新“隱形冠軍”的統計。這是好事，可以促進社會對中小高精尖製造業企業的認識；但也要避免把發展“隱形冠軍”作為政績指標的傾向，以避免出現揠苗助長的現象。
其次是要做好對社會資金的引導，讓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如何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是世界性的難題。中國政府已經多次出台政策，鼓勵金融部門的資金向中小企業傾斜。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必須認識到的是，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較高，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要廣開門路，在拓展融資渠道上多下功夫。一方面，要發揮市場的作用，適當鼓勵金融創新，以分散的形式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另一方面，要利用新技術提供的機會，幫助銀行提高控制風險的能力，從而促進它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比如，區塊鏈技術可以實現對企業經營環節的全面監控，以區塊鏈技術為底層架構的供應鏈金融可以大大降低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
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民眾生活的便利程度；在過去的幾年裡，在此基礎上發展的經營模式創新層出不窮。然而，互聯網熱也導致“互聯網焦慮”：一個企業如果不“觸網”，似乎就不先進、沒有創新。社會上也彌漫著掙快錢的風氣，資金都蜂擁到所謂的“風口”行業，反而造成極大的資金浪費。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提出，起到了為創新正本清源的作用。各級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實體經濟，投入到實實在在的產品創新上去。
第三是要做好科研成果的轉化和人才的培養工作。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的科研實力實現了快速的趕超，科研質量大大提高，但是科研成果的轉化仍然是一個大問題。此外，儘管大學教育實現了大發展，但畢業生的結構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方面，對現有的高校進行分類，將部分高校轉型為技術類大學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在過去的20年裡，高校紛紛升級，都想成為研究型大學，這種傾向需要扭轉。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高等教育大國，真正的研究型大學也就100多家；以此觀之，中國1200多所高校當中，絕大多數應該轉型為技術型或純教學型大學。
第四是要為製造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近年來，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減稅降費措施，切實地降低了製造業企業的成本。但是，減稅是有限度的，政府還要在其他方面想辦法。一是增加政策的穩定性，杜絕朝令夕改的現象。政府要集中精力穩定宏觀經濟，減少對經濟的干預。二是專注於營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慎重出台產業鼓勵政策。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是成功的，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騙補”現象就是其中之一。三是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穩定製造業的工人隊伍。美國等國的“再工業化”之所以難以啟動，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已經沒有多少人願意從事工業生產了。中國也開始出現了這樣的苗頭，大量工人流出製造業，到收入更高的服務業工作。過去，工人的收入與技術員的收入差距不大，計件工人的工資甚至可以超過技術員的工資；而且，八級工制度給予工人較高的社會地位，讓工人安心從事生產工作。為此，應鼓勵大企業開辦職業技校，建立新的工人職稱體系，提升工人的社會地位。
製造業是中國的立國之本，高質量發展必須落實到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上來。如果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0版本的主要任務是完成經濟結構調整的話，那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2.0版本就是要聚焦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在國際形勢多變的今天，發展高質量製造業、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顯得尤為重要。未來30年，是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成為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製造業在其中必然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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