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6日電／2018年9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明確提出，要“更加重視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關於利率傳導機制
《中國金融》發表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文章介紹，近年來，關於貨幣政策傳導的許多研究文獻集中在短期市場利率向中長期利率（包括債券利率和存貸款利率）的傳導機制。研究這個問題的意義在於，如果無法保證短期利率（如未來的政策利率）向中長期利率的有效傳導，那麼從（以調控貸款額度為特征的）數量型貨幣政策框架向（以調控政策利率為特征的）價格型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因此有必要評估中國短期利率向長期利率的傳導效率，識別傳導受阻的原因，並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何東與王紅林在《利率雙軌制與中國貨幣政策實施》（《金融研究》2011年第12期）中用理論模型顯示，以存款利率上限為核心的利率雙軌制體系決定了當時中國貨幣政策體系中數量與價格手段並重的特點。該文解釋了利率雙軌制下貨幣政策目標如何傳導至市場利率，並與信貸總規模一起決定對實體經濟的調控。馬駿、施康、王紅林、王立升在《利率傳導機制的動態研究》（《金融研究》2016年第1期）中用DSGE模型證明，中國利率傳導還不夠通暢，主要受到對貸款的數量管制(如合意貸款規模)、存款準備金率過高、企業軟預算約束和債券市場流動性不足等問題的制約，並提出了弱化對貸款的數量管制、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強化借款人預算約束和完善債券市場等多項建議。
何曉貝在《利率傳導機制評估》（《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研究報告》2018年第15期）中用最新數據和多個實證模型顯示，中國通過債券市場的利率傳導機制已經初步建立，但通過銀行體系的傳導機制仍很弱。作者指出，阻礙短期市場利率向貸款利率傳導的原因包括：短期利率波動仍然過大，難以成為政策利率；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定價仍然主要依賴存貸款基準利率；監管部門為防止“過度競爭”，通過窗口指導要求金融機構“自律”等。
徐忠、紀敏、牛慕鴻在《中國貨幣政策轉型：轉軌路徑與危機反思》（經濟管理出版社，2018年5月）一書中探討了貨幣價格調控模式下中期政策利率引導、基準政策利率和操作目標利率選擇等相關問題。作者認為，利率走廊操作可以較為有效地引導市場預期，降低市場利率波動，減少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成本；在向新的貨幣政策框架的過渡中，應確立中國央行政策利率以錨定預期與引導預期，建立公開、透明、可信的利率走廊，並進一步完善抵押品機制，提升未來政策利率的市場認可度和基準性，為利率政策的有效傳導提供基礎。
魯政委在《五大細節讓貨幣政策傳導不暢》（《陸家嘴雜誌》2018年11月29日）一文中提出了反思對同業負債比例的限制、繼續用降准來替代MLF、修改上市公司股權監督管理辦法、進一步明確“標”與“非標”資產的劃分、明確債券的違約處置流程等具體建議。
關於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文章認為，2018年以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問題備受關注，主要原因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人民銀行適度調整了貨幣政策的操作，銀行體系中的流動性已經比較充裕，短期利率開始走低，但實體經濟中的不少企業，尤其是民營和中小企業，仍然感到資金面很緊。2018年9月前後，許多評級為AA級的民營企業的發債成本比上年同期上升了約300個基點，也有些民營企業從銀行根本借不到錢。這種情況也被普遍認為是貨幣政策傳導受阻。
從理論上講，最近出現的這些問題，與貨幣政策框架和政策利率設計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它不單純是短期利率向長期利率傳導的技術問題。在目前的宏觀形勢和體制下，不論是採用數量型還是價格型貨幣政策框架，不論是用哪個短期利率作為政策利率，不論銀行用哪個利率作為定價基準，都會出現民營企業融資難度加大的問題。這是中國面臨經濟周期下行、去杠杆措施的溢出效應以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非中性競爭體制三個問題叠加所導致的後果。
第一，關於經濟周期因素，大量國內外文獻，都用理論和實證模型顯示，經濟周期對貸款和債券的違約率有重大影響，會導致信用等級遷移。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各國都會出現企業倒閉、違約概率上升，企業（借款人）信用風險上升的情況。也就是說，在經濟減速的階段，即使央行降低政策利率，一般也都會出現企業融資成本（貸款利率和債券發行利率）上升的情況，這種由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貨幣政策傳導不暢”的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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