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年的農耕生活裡，我一本又一本、一遍又一遍地精讀《魯迅全集》等書，心中逐漸萌發了從事學術研究的興趣和志向。從《魯迅全集》和《茅盾文集》開始，我盡可能地閱讀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並閱讀了丁易、王瑤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按照《中國文 學發展史》的提示，我四處訪求梁啟超、顧炎武、王國維等中國近代作家的作品，對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文章尤為傾心；我對民俗、方言民間文學乃至文化人類學也發生了興趣。我開始寫《魯迅小說人物談》、《魯迅書信人名注》一類讀書筆記，並在村裡收集民歌、民間故事，觀察民俗活動，記錄方言語匯，還到處查看碑刻、墓葬等，並曾到縣城查看《上杭縣志》。這些“研究”的“成果”只“發表”於我的筆記本上，讀者只有幾位老插和下放幹部。我從當地老農、老插和下放幹部那裡獲得很多教益。例如，我的房東告訴我，當地民間祭祀的“伯公”就是土地神，還解釋了“伯公信仰”的許多情節；當時在另一座高山頂上插隊落戶的朱家麟（現廈門晚報總編輯）曾告訴我，當地的“打平夥”之俗也見於中國古典小說，我在《二刻拍案驚奇》裡果然看到了有關“打平夥”的描寫；蔡厚示教授當時也在上杭古田，他在1971年就客家和客家方言的問題給我寫了一封信，多賜所教，這來信我收藏至今。
1974年歲暮，我結束了6年農耕生活。從此，當搬運工、任郵遞員、上大學、讀研究生、當教師、搞科研，生活的路幾經轉折，《魯迅全集》等書總相隨相伴。我常常覺得我的每一項研究都同六年的農耕生活，同劉老師留下的書緊密相關。我已完成的五種著作都不出於文學、文化的範圍，我正在進行的客家文化的研究也得力於當年在山村的田野調查。
1982年以後，我多次到閩西講課和調查。每次，我都向人和托人打聽劉老師的住處和近況。我盼望著有同劉老師相談甚歡的機會！
1991年，我在北京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先生，談起我的這一段往事、這一樁心事。朱正先生是一位有過坎坷經歷的正直學者。他聽完我的訴說，沉吟片刻，語重心長地說：“你應該找到劉老師。我也想送他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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