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西方社會有很明顯的差別，法律浸潤在西方的文化、戲劇裡，而且民眾對法官的尊重、對法律的信任有很深的社會基礎。“很多人把普及法制觀念想象得很容易，比如普法教育，這只是非常表層的。”蘇永欽曾擔任司法院副院長六年，對此，他深有體會。“我們花最多力氣在矯正一些刻板印象、建構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和信任，這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些信任，社交網絡上‘恐龍法官’事件一旦發酵，便又回到原點。”
他指出，法律專業能力的培養，專業倫理的建立，審判獨立的建立，司法的信任，需要一步一步按照次序來做。
改變觀念 完善制度 法治應為交流保駕護航
人民對法律的疏離感與不信任，是兩岸共同面對的另一難題。在傳統的法治結構中，中國人對於正義其實是很在意的，甚至會為了與自己無關的案件氣到吃不下飯。兩岸人有著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包青天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古時候，如果一個案子得不到公正判決，人民會集體反抗。但是，現在向西方的法治過度，人民卻會漸漸產生一種疏離感。蘇永欽指出，根源在於法律知識的欠缺。“進了法院，發現法官不像自己期待中的包青天，可以什麼都管。大家也不太了解證據的重要性、無罪推定等等現代的法律原則，因而產生出不信任感，這些東西我們現在體會得越來越深。”
至於如何解決這種困境，蘇永欽認為，需要兩岸人民一起努力，擴大法律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促進相關配套制度的建立。據他介紹，台灣現在兩千四百萬人口中，律師大概有一萬人左右。“很多人覺得這個比例太高了，行業已經飽和了，律師只要有個三四千人就夠了。但是跟西方國家相比，這個比例還是相對較低的。”他也指出，大陸高校中法學院的普遍設置是非常好的情況，但就現在的人口來講，600多所法學院教育出的人才並不算多。然而，單純擴建法學院、培養更多法律人才是不夠的。蘇永欽認為，這樣只解決了供給，沒有解決需求。“同時也要促進觀念的轉變，這樣才能改變需求。告訴人民，法律是對你好的，無論是工作生活，都是一份保障。”
“社會發展到今天，市場經濟繼續發展，彼此之間需要一個穩健的、可預測的行為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法治。而法治是有條件的，需要很多制度的配套，大家需要一起去努力。”蘇永欽對中評社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