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要擔當起構建以我為主的話語體系建設的歷史責任。中國的硬實力增強了，但是軟實力還不够，我們的軟硬不匹配。盡管中國的聲音已經是不可忽視的大國之聲，但是實事求是地講，當前國際話語權依然掌握在別人的手裡，基本上還是西強我弱的格局。而且有時候我們也會不自覺地陷入人家的話語思維和話語體系裡。
最近有個課題研究，用了透明國際這樣一個組織的“國家青年指數”來分析“一帶一路”，涉及到的一些國家的制約因素、投資風險和重點國別，又用英國政治風險機構發布的國家風險指南來度量沿綫國家的風險等級，分成了最低風險、低風險、中等風險、高風險、最高風險這樣五個等級。最後得出的結論令人哭笑不得。為什麼我們要引用他們的結論？有人說，透明國際是一個很有名的、很公正的，很有影響的NGO組織，但是，NGO就公正了嗎？世界上哪有一個純粹的非政府組織？
2013年，為了做“一帶一路”規劃，我當時率領外交部、發改委的同志到中亞進行調研，我們到了一個中亞的不足500萬人的國家，據說這個國家有1萬多個NGO組織，每個組織都有某大國的影子在裡面。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缺少這方面的話語體系。正因為缺少，也突顯出來我們要加快構建以我為主的話語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為我們要挑戰人家的話語霸權，有些國家太霸道了，有些機構也太霸道了，實際上并不公平，這方面我覺得中國的智庫要做出自己的努力，這也是我們中國智庫義不容辭的神聖使命和責任。因為智庫是我們民族的思想庫，理應為民族的複興，為民族的崛起貢獻我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智庫的研究，尤其是發聲的時候要有敬畏之心。最近我讀到了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教授的一個講話，他說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的最大差別是，智庫產品人命關天。他說智庫研究哪怕一個很小的政策主張，有可能被決策層所采納，被管理層所重視，最終可能付諸實踐，因此，要特別小心，要有敬畏之心。他還講，智庫專家發聲時都是以專家身份出現的，而且發聲時背後是有備書的。所以他提出，要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現象。我認為高教授講的非常好，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三年來“一帶一路”的建設，實踐走在了理論前面，學術研究、理論支撑、話語體系建設跟得不够緊。在對“一帶一路”研究上，應該說文章和書籍出了不少，但是質量參差不齊。
有的專家在外講“一帶一路”，張口就來，根本不顧及影響，尤其是給格外帶來了很多的疑慮，也給人家的炒作帶來了口實，當然也給實際推動工作帶來了一些麻煩，造成了國際上對“一帶一路”的一些誤解、曲解，甚至抹黑。
所以講好講准“一帶一路”非常重要，當然這需要有扎實的研究功底，同時我覺得也要顧及“一帶一路”建設的敏感性，要有敬畏之心。
“一帶一路”的推進有太多的問題需要智庫的智慧。中國從學習者、跟隨者、參與者到引領者，對於我們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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