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曾任國家公安部部長助理的朱恩濤所著的《國際刑警風雲》一書（群眾出版社出版）透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七一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十多年之後，公安部還不知道國家刑警組織是“什麼東東”，因而中國的席位仍然由台灣當局竊據。但輪到承辦年會的國家，往往會發函邀請中國出席其年會。這就反過來論證，按照這個傳統，即使是台灣當局不是國家刑警組織的會員，其年會的承辦國家，是可以向台灣當局發出邀請函的。
直到一九八三年卓長仁一夥劫持客機逃往南朝鮮的事件發生後，公安部才意識到加入國家刑警組織的重要性。因而向黨中央、國務院呈交了專題報告，並抄送外交部國際司徵求意見。國際司非常贊同我國加入這個組織。經批准，進行相關工作，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台灣會籍的問題。北京的底線是，按照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惟一合法政府的原則，台灣如果願意以“中國台灣地區警察組織”的名義，可以留在該組織內，但不能派團長，無表決權，且會議中均不得出現中華民國的旗幟和國號標誌，只能使用“中國台灣”。但台灣當局不同意，他們要求仍以中華民國的形式留在組織內，還提出了兩個德國同在聯合國的事例，並且採取各種措施阻撓中國的加入。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在盧森堡舉行的國家刑警組織第五十二屆年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入會申請，台灣當局的代表以“漢賊不兩立”的姿態，當即退出國家刑警組織。就連國家刑警組織中的台灣當局“邦交國”會員，力勸台灣當局以“中國台灣”的名義繼續留下來，也不接受。
由此可見，台灣當局以“中華台北”的名義，“觀察員”的身份，出席國家刑警組織的年會，是比國際民航組織等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組織較為寬鬆的。因此，呂春長所說的“台灣當局至今仍未收到邀請函”，既有可能是事實，也有可能是施用“煙幕術”以麻痺北京。總之，由於有美國“撐腰”，阻擋台灣當局出席國際刑警組織的年度會議，鬥爭將會很激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