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以“和而不同”的價值觀調和全球經濟治理中全球範圍內的差異分歧。“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源遠流長，然而此種“大同”是建立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基礎之上的，對多元性的理解和包容與西方主要國家在推行其價值觀的歷史進程中執意堅持普適性的態度截然相反。正所謂和而不同，是為大同。“和而不同”絕非空洞的玄奧哲理或是妥協的權宜之計，它體現著對不同地區、國家和族群之間客觀存在著的差異性的正確認識與充分尊重，是塑造和諧共生世界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石。
正如坦桑尼亞前總統尼雷爾曾指出：“依靠資本主義發展則意味著我們將權力交給別人來決定我們的命運。”數次經濟危機和轉軌國家的經濟衰敗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力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及由其衍生而來的華盛頓共識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霾，西方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條件性貸款因侵蝕受援國的經濟獨立和政治自主而飽受詬病。而中國則倡導一條“和而不同”的道路，2013年初，習近平主席在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演講時明確重申，中國對非洲發放的優惠貸款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助，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表率。在亞投行籌備期間，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鼓吹中國試圖在既有國際金融體系之外拉幫結夥、另起爐灶。事實上，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絕非另起爐灶，而是為現存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添磚加瓦，以修正和完善不合理的制度規則。“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亞投行與西方主導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將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基礎上進行項目評估和貸款發放，它會充分考慮受援國的實際國情并對不同政治體制、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給予尊重和保護，為各國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自主的路徑選擇，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和而不同”的恢弘氣度，以及中國在外交關系上踐行“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系”、“互聯互通”、‘新安全觀’、“正確義利觀”、“親誠惠容”的中國智慧。
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然而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水平卻始終不足以與全球化的發展程度相匹配，這背後體現出全球治理智慧的稀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以及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制度話語權的日益提升，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必將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
（來源： 光明網-理論頻道；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國際金融論壇（IFF）兼職助理研究員 黃雲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