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浩瀚遼闊，任何國家都難以實現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試圖打造絕對排他性勢力範圍，結果只能導致地緣對抗甚至兵戎相見。可行之道恐怕還是力量、利益和規則的共存共融。中國作為南海最大的沿岸國和對南沙島礁擁有主權的國家，應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權益，美方應予尊重，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平解決分歧的努力不應受到干擾。同時，中美應在保持安寧和維護國際通道暢通方面尋求對話和理解。至於中美在海洋規則上的分歧，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對話與溝通，而非政治施壓，或用武力進行危險的試探。目前雙方都已表達了支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爭議的態度，在海上的行動亦是克制和有底線的，可見在保持和平穩定的大局上中美願望是接近的，關鍵是在對具體利益分歧的處置上，需要有效溝通和防止誤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維
大約2400年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寫出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人心中引發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戰爭在新興國家和守成國家之間無法避免。1980年，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在一次演講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來警告美蘇之間衝突的風險。2012年，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對這個歷史隱喻進行了量化研究，並運用到對中美結構性矛盾的論述中。他和他的團隊研究了人類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互動的16個案例，發現多數走向了戰爭，只有四例（包括美蘇冷戰）得以用非戰爭的方式處置利益衝突。這項研究似乎想證明大國實力增減的宿命式結局。
去年12月我在新加坡與艾利森一起出席一個對話會，我們有機會討論，我認為中美若成為敵人，整個世界的命運都會改變。他對此完全認同，但對中美可能因台灣或南海問題爆發戰爭的前景感到擔憂，認為若此，那將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書級案例。也是在那次對話會上，艾利森在演講中說，當今時代對美國來說，最優先的地緣戰略挑戰不是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也不是冒進的俄羅斯，而是中國快速崛起帶來的影響，而對中美關係內在風險的低估增加了這一風險爆發的可能性。
我在發言中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經濟全球化、國際制度的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懾對戰爭的抑製作用決定了，當今世界已非一戰、二戰和冷戰時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達在愛琴海爭奪海權時那個孤立的小世界，難以簡單化地談論“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會複制。需要考慮的是，在現代文明水平上，應如何更加智慧地處置國際關係中那些能引發大國矛盾、激化大國競爭和誘發大國衝突的更加複雜的因素。
如今，關於大國安全困境的焦點集中在中美身上。無論理論體系和預測模式有何不同，中美兩國未來如何塑造彼此關係被公認為將界定21世紀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講時指出，世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奧巴馬英九其後在華盛頓與習主席的會晤中回應說，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尤其是美中之間更要盡量避免衝突，相信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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