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媒體之間的隔閡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兩個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思維方式差異。筆者和在韓國生活多年、現在延世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金凱討論，共同的看法是中國人思維方式講究中庸，比較在意名分，而韓國人則較易走極端，有時不顧及實際後果。這可能是導致中韓在“薩德”部署問題上產生衝突乃至兩國間出現媒體戰的重要原因。
“溝通派”面臨越來越大壓力
不少韓國人還十分擔心中國在韓國內部採取分而治之的戰術。
筆者到達韓國時，“薩德”部署地星州居民在首爾的示威已經結束，朴槿惠政府也展示出可以另外選址的姿態，但引發巨大爭議的新事件出現了——反對黨共同民主黨的6名議員就“薩德”議題訪華交流。
就在這批議員抵達中國的當天，峨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崔剛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員舉行了歡迎筆者的宴請，席間他表示贊同中韓之間進行對話，但反對這些議員在這個時刻訪華。
筆者注意到，韓國各方面的輿論也以質疑聲音為主，如《中央日報》的文章指責道：“共同民主黨竟然縮小韓國外交的立足之地並為中國添一份力，真的難以理解。”而新國家黨院內代表鄭鎮碩更是敦促“立刻停止事大主義式的賣國行為”。面對強烈反對，共同民主黨內部也出現分裂，其黨代表金鐘仁認為“這些舉動旨在動搖韓國”。但由於這些議員是以個人而非黨代表的身份訪華，他無權加以阻止。
筆者的總體感受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少部分主張與中國溝通（更不用說妥協）的韓國政界人士、學者在韓國媒體上很難發聲，在中國媒體上發聲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韓民族本就是一個特別強調整體性的民族，很多人認為，即使反對部署“薩德”，也不應該在中國媒體上發聲或發表文章。於是，對一些來自中國媒體的採訪邀請，一些黨派禁止其議員接受。當然，一些中國媒體與記者在採訪中可能存在個別不妥當的做法，從而加深了他們的疑慮。
依筆者的經驗看，兩國媒體在表達學者觀點時都不同程度存在斷章取義、過度發揮的現象。如何容納不同聲音，而不是在表達國家利益方面千篇一律，是中韓都需要正視的挑戰。畢竟，迄今為止，兩國政府都還比較低調，反而是雙方媒體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這個時候，更加客觀、理性的聲音有利於管控危機，而不是將兩國關係逼到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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