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的話，可以給蔡英文重要的啟發。這樣的同理心，還延伸出了另一個政治上的柔性空間，也就是，用我方的同理心，取得呼籲對岸也應當有同理心的正當性。
正因為柯文哲拉出了歷史縱深，對大陸現狀說出了公道話，也讓柯文哲取得了為台灣向大陸說公道話、進良言的高度與空間。柯文哲說，台灣從荷蘭、明鄭、清朝、日治，再到國民黨政府時期和這幾年的民主、公民運動，加上屬於移民社會，400年來紛紛擾擾的歷史，塑造台灣多元、開放甚至“喧囂”的政治性格；常是“熱情但不想負責、一窩蜂又沒耐心”，他希望大陸看待台灣時，能多一分了解和諒解。
如果沒有前面的公道話，這一段話就會掉入“只要求別人卻不反求諸己”的本位主義陷阱，效果將大打折扣。
當然，也有人從動機論解讀柯文哲這一段“有高度的發言”，認為是由於柯文哲“市政”面臨困局，才會在“兩岸”上選擇大開大闔，為政治生命做最後一搏。以過去柯文哲常有的反覆來看，這一點的擔心不能說全然沒有根據，我們希望柯文哲不是，也提醒柯文哲不可以懷有這樣的動機。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時權算只能欺於一時，柯文哲的民調持續滑落，其問政的一致性不夠，是重要因素之一，這一點柯文哲當學到教訓。
動機論之外，“結果論”的檢驗最重要，這一段有高度、有建設性的發言，柯文哲既然說得“對”，就應當給他“對”的肯定。這也是對政治人物、政府首長的一種鼓勵，鼓勵他說“對”的話、做“對”的事。
“只要是可以減少雙方衝突的，都願意嘗試；能增加雙方善意的，也願意去努力。”柯文哲這句結語，應視為對台灣社會如何處理兩岸關係的寶貴建議與提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