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表示，“企業辦社會”不但成了國企機制轉變的“掣肘”，還造成了部分國企職工依賴思想嚴重，“等、靠、要”現象普遍。《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加快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但從實踐來看，效果甚微，一些國企的負擔反而越減越重。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認為，伴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提高國有企業競爭力是改革的必然。而國有企業不再承擔“三供一業”相關費用的推廣，於全面改革來說，具有示範作用。
其實，從2012年以來，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先後在黑龍江、河南、湖南、重慶、遼寧、吉林、廣東、海南、四川、貴州等10省（市）開展了中央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試點。在今年5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表示，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堅持企業為主體，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促進央企“瘦身健體”提質增效。
儘管大家都支持“剝離”，然而，此刻卻並非最佳時機。
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表示，本來這項工作應該在國企經濟效益好的時候做，通過投資改造移交是最好的選擇，可惜那個時候沒做，在國企好的時候，沒人想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現在來做很多企業已經力不從心了，這增大了工作的難度。歷史包袱給企業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到今天形勢所迫，不得不解決了，政府也意識到困難的嚴重性了。
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也認為，從時機上講，現在分離難度確實更大，不過國企改革的一個特點就是，改革條件比較好時，改革者的主觀意願並不強。改革大都是倒逼出來的，現在不能再拖了。現在加快剝離這部分職能還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化國企改革指導意見的時間節點有關，這兩者都要求國企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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