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權力的集中化並沒有增加西方一些人所認為的中國政治的“神秘性”。公開透明度是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儘管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間，但總體趨勢呈現出更多的公開和透明。十八大之後成立的這些領導小組和以往的領導小組不同，以往的都是非正式的、不公開和透明的，人們不知道小組是否存在、成員是誰，如何運作的。但十八大之後設立的小組都是正式、公開、透明的，小組的活動都公諸於眾。
政治的制度化問題
西方所擔憂的第二個頂層政治變化是政治的制度化問題。一些人認為斯大林當時的集權也是有依據的，即之前的相對分權的狀態不可持續性，如果持續下去就會威脅到蘇共的生存和發展。不過，斯大林的體制最後因為權力缺少制約而走向了專制，給蘇共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之後的變化剛好說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制度化水平較低，低水平表明這個制度很容易遭到改變，從而回歸到專制。
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
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衝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繫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page］
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
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儘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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