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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5月16日電／十八大以來，中國劇烈的政治變化導致西方學術界、商界與政策研究界人士在理解中國政治時，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確實導致了許多包括領導人層面與制度層面的變遷。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時，其“精英政治”也同樣進入了“新常態”的軌道。而西方對中國政治“新常態”的誤解引發了他們對中國的懷疑與不信任，而且，這種錯誤的認知與理解已在很大程度上開始影響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
概括地說，西方的誤讀主要表現在五個大方面：
十八大以來政治的集權趨向
十八大之後，集權的趨向明顯，例如成立了包括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在內的領導小組，迅速改變了十八大之前頂層權力比較分散的局面。近來高層又進一步回歸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核心”概念。這些變化迅速影響了西方對中國政治的看法，人們擔憂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否會回到從前的高度神秘狀態，難以預測。
這裡的問題並不是中國高層新的集權方式本身，而是人們對集權的判斷。在觀察中國政治過程中，人們往往對分權賦予積極的意義，把分權和民主化聯繫起來，而把集權賦予負面的意義，與個人專制聯繫起來。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時代個人專制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對集權談虎色變。這種心態不僅流行於西方，也流行於很多中國人中間。不過，實際上，從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來看，集權並不包含這樣的道德判斷涵義，集中權力需要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十八大之後，集權為什麼變得需要？簡單地說，從前的頂層權力分散的運作方式難以為繼，如果繼續下去就會損害到執政黨的生存與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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