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島內兩個主要政黨在適應和引導主流民意問題上存在差異
一般認為國民黨在經濟和兩岸議題上更有經驗和優勢，但不可否認的是，民進黨近年來在島內的勢力壯大，除了國民黨執政績效的因素外，一定程度上與其更善於迎合和誘導台灣新時期主流民意有關。在台灣實現經濟起飛之後，與繼續追求財富增加相比，島內民眾更加關心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我的關係，並由此產生環保、民主、尊嚴的要求，民進黨於是提出“反核四”、“反黑箱”、“反一中”等訴求，模糊地迎合了島內主流民意，具有迷惑性，可以拉選票。當然，其主張的內容往往似是而非：追求環保是否一定要反核，世界上擁有核電站最多的美國和法國不追求環保嗎？如果兩岸簽署ECFA及後續協議的過程被稱作“黑箱作業”，民進黨執政時以同樣方式推動台灣加入WTO和對外簽署FTA為什麼沒有被稱為“黑箱”？如果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承認以“一中原則”為核心的“九二共識”不能給台灣同胞帶來尊嚴，難道挑戰和平的“法理台獨”分裂國家可以帶來尊嚴嗎？至於民進黨經常提及的島內民眾對台灣經濟增長“無感”，其實自2000年民進黨執政起台灣民眾平均薪資水準就長時間沒有提高，只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提出來“無感”的概念，使之成為民進黨在爭取島內選民時的有效策略。
三是推動兩岸談判國家政治權力分配的民意條件正處在關鍵發展階段
台灣自1987年開放“黨禁”以來基本形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競爭、藍綠兩大陣營對抗的政治格局和選舉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島內主流民意對島內主要政黨的政策主張影響極大。台灣主流民意的統獨態度變化其實是兩岸綜合實力的函數，其發展軌跡理論上大體有三個階段：先是兩岸綜合實力差距不大，甚至台灣在不少方面較為先進，島內民意統大於獨；其後大陸綜合實力明顯超過台灣，台灣統一大陸毫無可能、但又不甘心被大陸統一，島內民意出現獨大於統；最後大陸綜合實力遠遠領先台灣，甚至超越支持台灣的國際勢力，在多數領域都比台灣更為先進，島內民意將再次出現統大於獨的情況。當前兩岸現狀處於第二階段，國際政治格局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島內尚沒有足夠民意支持和推動台灣執政黨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
兩岸經濟關係出現瓶頸期更多的是經濟因素所致，當然也有政治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一是需求面挑戰。首先是國際經濟格局轉變，佔兩岸貿易50%左右的台商“三角貿易”在2008年以後因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美歐市場萎縮受衝擊嚴重。其次是大陸經濟轉型，傳統台企低成本經營模式與產品結構受到衝擊，實體店又受到電子商務的排擠，台商在產品需求導向、品牌通路方面困難較多。最後是兩岸產業分工變動，大陸產業鏈日益完整且生產能力不斷擴充，兩岸產業分工日益由原來的垂直分工轉向水準分工，甚至倒垂直分工，擠掉了一部分原來台灣製造業的產品需求。
二是供給面挑戰。經濟和收入水準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眾日益重視生活品質而從事生產的積極性會減弱，降低總體經濟發展速度。一方面，兩岸經濟均處於結構轉型、增長減速的背景下，兩岸之間經貿增速會受到限制。中國大陸進入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新常態”。台灣自2011年起人均GDP進入2萬美元時代，根據同為海島型經濟的日本和英國的發展經驗，進入2萬美元時代後，日本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6%；英國為2.2%，台灣如無特殊情況，年均經濟增長率也不會很高。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發展的內部供給因素存在很大限制。包括：⑴制度層面，台灣社會缺乏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台灣社會多元化特點的重要後果就是缺乏凝聚社會共識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島內任何政黨執政都會受到在野黨的強烈掣肘，難以真正貫徹落實改革方案和理念。⑵政策層面，台灣當局自我限制。對大陸企業的高度防範與限制破壞了市場自動平衡功能，資金出多進少妨礙經濟發展。⑶產業層面，台灣產業結構轉型緩慢，資源配置不合理，人才供需不協調，每年畢業生數量不少卻難以滿足企業實際需求。⑷人口層面，台灣人口結構老化日益明顯，少子化傾向名列世界前茅，長期人才供給短缺。⑸資金層面，台灣投資報酬率偏低導致資金外流嚴重，島內投資減少。
三是政策面挑戰。台灣當局對兩岸經貿的政策限制較之台灣與其它經濟體的政策限制明顯更嚴格，阻礙兩岸經濟交流的雙向往來。貿易方面，台灣對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允許自由進口貨物佔進口總貨物項目數的99.2%，但允許大陸自由進口貨物只佔進口總貨物項目數的77.8%。投資方面，台灣對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資金的開放投資專案比例達96%，而對大陸資金的開放投資專案平均比例為66%；台灣對僑外資投資採負面表列，禁止或限制投資的領域不超過40項，而對陸資仍採正面表列，禁止或限制投資的領域約200項。
結論和建議
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然而當前兩岸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發展都開始出現動力減弱的跡象，如何看待並突破兩岸關係瓶頸期，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朝和平統一方向發展，是政策研究部門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深入理解並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與馬英九總統會面時提出的4個堅持，即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堅持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持為兩岸同胞多謀福祉、堅持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度過兩岸關係瓶頸期、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途徑。
一是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九二共識”是兩岸的共同政治基礎，是兩岸進行協商的前提的最大公約數。無論是大陸強調的“一中”，還是台灣強調的“各表”，其共同點是均承認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也不是“一中一台”；不同點是雙方對“一中”內涵有不同認識，這涉及到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之前，雙方可以求同存異，運用“九二共識”所具有的創造性模糊各取所需。無論如何，“九二共識”畢竟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放棄這一點，就談不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二是堅持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國家統一有三種實現方式：和平自願、武力威懾、軍事解決。大陸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力爭以和平自願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這就需要台灣民眾有兩岸統一的意願與認同。前文已述，台灣主流民意的統獨態度變化的發展軌跡將經歷三個階段，目前台灣主流民意尚不願統一，培養台灣民眾支持和擁護兩岸統一的過程需要相當長時間。在這段時期內，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尤為重要。當前兩岸關係已經不再處於以前那種激烈衝突、尖銳對抗的敵對狀態。要和平不要衝突、要交流不要隔絕、要協商合作不要零和對抗，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心聲。既然兩岸都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和制度充滿信心，那就交給歷史來檢驗，讓兩岸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下理性選擇未來生活方式，尤其是不能允許島內任何勢力以台獨為藉口製造衝突，人為傷害對方的感情。
三是堅持為兩岸同胞多謀福祉。政策制定不僅要繼續惠台，還要大幅“惠陸”，讓兩岸同胞都要提升福利水準。突破兩岸政治關係瓶頸期的關鍵是爭取台灣民眾的政權認同。推動國家統一的根本性力量是民意，執政者即使不情願統一也無法違背民意，兩德統一就是很好的例證。民意支持國家統一的最主要動力來自政權的執政績效。只有讓台灣民眾能夠深刻感受並認可大陸方面的執政績效，相信國家統一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質只會更好，不會更差，才能解除台灣民眾對與大陸統一的疑慮與恐懼。正如習近平2015年３月４日講話中提到的：“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大陸發展進步與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不但意味著有能力支持台灣發展建設，更重要的是能夠切實和大幅改善大陸民眾生活水準，使之成為台灣民眾擁護國家統一的信心和意願源泉。
四是堅持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統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民眾幸福，兩岸民眾同屬中華民族，是血脈相連、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民族強盛，是兩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亂，是兩岸同胞之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國家統一既是民族復興的前提，也是民族復興的標誌。一個巴掌拍不響，只有促使台灣同胞與台灣當局加入進來，兩岸共同朝國家統一的方向努力，才能實現和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尊嚴與榮耀，才能徹底擺脫衝突威脅的陰影，才能真正迎來幸福安定的生活方式。
註釋
①該數字如果按照台灣方面統計（含香港）應該是29.7%與39.7%。台灣統計兩岸貿易資料分為包含或不包含香港，台港間貿易有的是通過香港轉入大陸，有的不是，難以準確分割。因此雖然大陸海關統計資料也有可能不准之處，但仍採用大陸方面公佈資料計算。
②國家政治權力分配的問題有多元論、精英論、階級衝突論等分析視角。多元論認為社會由不同利益群體組成，國家權力分配取決於群體間的討價還價；精英論認為國家權力掌握在少數精英群體手中；階級衝突論認為國家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工具，二者的鬥爭貫穿國家發展歷史。（美）大衛．波普諾David.Popenoe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十一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528頁。
③李義虎等，《“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月號，總第21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