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做法當然無可厚非。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累積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同期總排放量的70%，發達國家不承擔主要責任，難道讓發展中國家替他們買單？《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可是，實際後果如何呢？一些發達國家任性地不幹了，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相繼退出《京都議定書》這一平台。發達國家陣營覺得，憑什麼我就要強制減排，中國這樣的排放第一大國頂著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帽子就不用受到約束？因此，他們也強烈要求，中國、印度等排放量較大的發展中國家也要受到強制減排。從我們的角度看，我們工業化還沒完成，就強制我們節能減排，這顯然是壓制我們的發展空間嘛！哥本哈根大會期間，兩個陣營對抗性強，充滿火藥味就在情理之中。
哥本哈根大會失敗後，國際氣候談判經歷了複雜的、漫長的歷程，大家都意識到，互相不妥協就沒有出路，必須找到一個務實的解決辦法。到了2013年華沙氣候變化大會，各公約締約方終於達成一項決定，為了確保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各國需要提交一份本國的應對氣候變化自主行動的目標，即“自主貢獻文件”。
所謂自主貢獻，就是節能減排的行動目標是自主決定的，而非國際機構強壓的。事實證明，這種模式有利於各國發揮主觀能動性。在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前夕，共有183個國家提交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貢獻”計畫；大會首日，150多個國家元首出席開幕式，這些事實就反映出兩個信號：節能減排漸成主流，合作共贏已成共識。
第二，在國際範圍內，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發展如火如荼，能源變革正在迅速發生。這一潮流的到來使人們逐漸意識到兩點，一是新能源的發展、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二是低碳模式同樣可以使一個國家通向現代化。在這樣的理念推動下，應對氣候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就從一件“要我做”轉變成“我要做”的事情，這無疑減輕了國際氣候談判的阻力。
新能源的發展是一個怎樣的機遇？舉個小例子：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比爾·蓋茨召集27位億萬富翁級別的人物，比如“臉譜”創始人扎克伯格、非洲首富阿利科·丹戈特、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以及包括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在內的4名中國企業家建立了“突破能源聯盟”。這個能源聯盟要做什麼事呢？就是通過天使投資等方式，推動清潔能源新技術市場化，其投資領域將涵蓋發電和電力儲存、交通、工業、農業以及提高能源系統效率等。
注意，這不是一場慈善活動，而是一個投資行為。如此之多重量級人物參與投資清潔能源技術說明什麼？說明清潔能源的市場前景廣闊，應對氣候變化絕不是一個賠本賺吆喝的買賣，而是一場利人利己的生意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當應對氣候變化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時，這件事離做成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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